匈奴政权的创建问题——兼论冒顿单于以前的匈奴与东胡的关系

通过对东胡政权存在的大体时间、林胡、楼烦、匈奴等"诸胡"称谓、东胡与冒顿单于前匈奴的关系等问题的考证,进一步论证匈奴政权创建于头曼时期甚至更早的观点。     

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西岔沟墓地的文化渊源,探讨了乌桓与东胡、乌桓与鲜卑的文化关系,并对以往学界探索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

乌桓朝贡东汉王朝,首先是出于寻求经济利益,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乌桓与东汉王朝的朝贡关系,始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止于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到明帝永平十六年(73),朝贡活动以辽西、辽东乌桓为主;第二阶段从安帝永初三年(109)至桓帝延熹九年(166),朝贡活动以乞降为主;第三阶段从灵帝中平五年(188)至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朝贡活动以三郡乌桓为主。乌桓对东汉朝贡活动受到东汉、匈奴、鲜卑三者相互关系的影响和制约,表现出边疆民族势力消长过程中乌桓朝贡活动的特点。     

略论西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

"和亲"作为中国历史上通用的一种处理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长时间.而西汉王朝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和亲创始王朝,其和亲政策更能反映出最初的和亲政策对一个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的和亲史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和亲的三个阶段来进行简单梳理.     

匈奴盛时其境内非匈奴人口的构成

东胡王破灭后 ,除乌桓鲜卑外还有一部分遗民被掳入匈奴中 ;冒顿曾北服丁零等北部诸国 ;乌孙等西域各国亦曾长期处于匈奴辖下。种种迹象表明 ,白登之围时冒顿所辖控弦 ,包括东胡遗民、丁零以及乌孙西域各族的兵丁战马     

汉武帝民族关系思想的演变——以汉与匈奴的关系为例

汉武帝在考虑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及解决现实民族问题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在汉武帝的理论思维中,"中国一统"既是民族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他本人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对如何实现"中国一统",汉武帝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念。     

匈奴婚姻习俗论

匈奴婚姻习俗是匈奴社会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妻后母、报寡嫂”是匈奴乃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一种重要而又普遍的婚姻形式。在这同时，匈奴贵族过的却是一夫多妻制的生活。在历史上，此族与彼族之间、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统治阶级与臣僚之间的婚姻关系从来都是一种带浓重色彩的政治行为。匈奴别种人在婚前的性生活是极为自由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民族的婚姻形态也有所不同。     

匈奴人的发型与发殉考

通过对匈奴墓葬出土的发辫实物以及陶俑、壁画等考古资料的梳理,参照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匈奴人"披发"、"椎结"、"编发"、"索头"等发型的辨析可知,匈奴人的发型包括:披发,又有各种变化;长发后披,尾端扎松松的马尾巴;辫发,有两股、三股之分;盘发,两鬓和脑后披发,头顶结髻.而以头发殉葬是匈奴特有的丧葬习俗,可能与匈奴人的宗教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仅为研究匈奴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修正了历史文献中相关记载的错误,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探索匈奴人种问题、匈奴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思想观念,及其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提供了参考资料.     

关于匈奴城址功能的探索

匈奴城址中大多数建筑和使用都与汉人密切相关。其中存在集定居的农业、手工业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城邑,以人名命名的城,有可能用于安置和亲或投降的汉族上层人物,其性质似乎类似于后世隶属大贵族的私城,并允许部分汉人在城中从事农耕、屯田、戍边;还有一些具有墙壕防御设施的小型城址更像是临时性的军事堡垒,担负着卫律所说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功能。蒙古境内多数城址不能排除用作祭祀庙宇的可能性,或许其中可能有类似单于为贰师将军建祠庙一类的宗教建筑;像龙城那样具有诸长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功能的城,则很可能属于最高统治者单于,或许是由穹庐站长组成的逐水草迁徙的城。     

略论北匈奴西迁的原因

东汉初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匈奴南下,臣属于东汉。北匈奴继续与汉为敌,不断侵扰边境,双方战争频仍。公元91年,北匈奴单于在战争中惨败,被迫挟众西逃,踏上了西迁之路。北匈奴的西迁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相对而言,外因大于内因。     

匈奴社会形态再析

于匈奴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以往的学者大多简单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或者认为其属于原始的氏族公社制、或者属于奴隶制社会、或者属于封建社会,还有的认为属于几者的复杂的结合体.通过对很多匈奴墓葬材料的研究,并结合文献的记载,对这一问题给以重新检视后可以看出,匈奴游牧社会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其社会性质并不适用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简论北匈奴西迁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她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对中华民族史有着巨大影响。北匈奴西迁推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车轮。北匈奴西迁是连接中国史、亚洲史和欧洲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加大对北匈奴西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简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路线及影响。     

匈奴的城塞及相关问题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已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不争的共识。但匈奴境内不断发现的城塞和定居遗址也提示我们关注匈奴社会存在的定居生活方式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经济成分。随着匈奴考古研究的深入 ,对匈奴文化的认识也将拓展新的领域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

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以公元48年为准。中国新疆地区曾是匈奴活动地区之一。北匈奴西迁后仍保留较多匈奴游牧文化传统因素。从西迁匈奴人的葬俗仍可看到秦汉时匈奴的传统、礼仪和文化特质,但也有变异。     

试析匈奴单于位的继承制度

单于是匈奴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关于其继承制度,目前史学界尚未达成一致见解。在匈奴单于位的继承上,贵人会议的推举、已故单于的遗言、继任者的实力、阏氏的意向及用事大臣的倾向等是重要的因素,尤其贵人会议推举是必经的法定程序。因此,单于位的继承实行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世袭制,而是向世袭制过渡的世选制。     

试论两汉时期匈奴的农业生产

匈奴虽然是一个游牧民族,但是,到两汉时期,由于游牧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农耕民族经济的影响,匈奴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不仅使其经济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为其向汉王朝及西域诸国扩张奠定了基础.     

匈奴五部中北部的分化与剥离

晋初北部帅刘猛起兵叛晋,南匈奴其他各部未予响应,此为刘猛北部之众与匈奴五部出现分化的显著标志。其背后原因是并州屠各族已成为五部匈奴的核心与首领,与作为南单于后裔的刘猛分属不同部族,且矛盾重重。至晋末刘渊集结五部之众起兵建国,刘猛侄刘虎率北部遗众留居新兴并未奔赴,此为刘猛事件的延续,本质原因前后亦同。刘渊起兵已导致匈奴五部原有框架解体,刘虎部众又选择站在刘琨—拓跋联盟阵营,为摆脱危机和尴尬,其快速转变了自身的族群认同,最终彻底从五部匈奴中剥离出去,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论匈奴社会中的定居因子

匈奴以畜牧为业、兼营狩猎的游牧生活形态已是学术之共识,土地的价值似乎远不及农业社会。实则,土地曾在匈奴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精神信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蕴含的定居因子与匈奴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这对于匈奴民族的汉化,乃至最终融入农耕文明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以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汉化和各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国古代和谐边疆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