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道德记忆承载功能

作为一种实用艺术,建筑能够通过建筑空间与相关主体自身背景的共鸣,给予相关主体丰富而深刻的艺术审美感受。在建筑审美中,个人的道德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筑承载的道德记忆最初来自于特定个体,但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它最终会提升为一种集体道德记忆。建筑具有传承性特征,并且具有传承道德记忆的能力。人类的建筑审美活动高度依赖其自身的建筑道德记忆,承载道德记忆的建筑大都具有历史和道德教育作用。从道德记忆理论的视角来看,现代建筑使建筑本身承载人类道德记忆的功能被严重弱化,甚至对建筑的道德记忆承载功能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当代建筑师既应该向人类的建筑道德记忆学习,也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有价值的建筑道德记忆。     

集体记忆的文化诗学——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姿态及其回忆品性

记忆构成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对寻根作家而言,“寻根”首先意味着记忆。作为一次意识形态推论所急需的集体命名,寻根作家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个人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讲述个人的记忆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民族集体记忆披上了文学寻根的文化外衣,在对地方风俗、远古礼制以及封建遗老的追忆中,寻根派试图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废墟上清理出一片开阔天地,从而重建现代中国的精神图腾。     

遗产:历史表述与历史记忆

"遗产"与"历史"都具有鲜明的时间属性,都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关联。当遗产不再被视为一种现成之物,而被理解为一种与人们对过去的表述和回忆相关的动态过程时,遗产就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一方面历史(过去的事件和行为)是遗产表述的基本内容,是遗产存在和延续的基本框架,也是人们理解、认知遗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今天的遗产运动作为在当下表述过去的一种新实践类型,既是对过去历史记忆的选择与重构,又具有"制造历史"的内在特征。     

挣脱“创伤性记忆”的怀抱

福柯的"对抗记忆"理论强调主体的"儹越式感性体验",帮助我们充盈和纠正被建构的"记忆";本文以"创伤性记忆"为切入点,揭示当下"新历史主义话语"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微妙的同构关系;小说<人面桃花>再现中国革命中被遗忘和遮蔽的"感性"因子,凸现"感性革命"柔软,而又不乏"原始强力"的特质,完成了对"新历史主义"话语的扬弃.     

多弦的琴--唐人的记忆与回忆

唐诗有两种记忆方式 ,一是由历史文物而激发起来的诗人的文化记忆 ,一是关于两个虚构出来的记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 ,唐诗回忆的程序与西方的思维相似。记忆成了文明的链条 ,并通过时间来连接。在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之外 ,个人回忆在唐代也占有重要位置。回忆只有在我们有可能认识生存的本质的前提下才会发生     

命运“故事”里的“江南共和国”——论朱朱的近期诗歌

朱朱的近期诗歌特别是其最新诗集《故事》里,融合重构了诗人的童年经验和中年回望,其诗歌"故事"的核心指向了"生命落差"的命运谜底。朱朱以突出的"诗性记忆"能力使种种生命细节在诗艺创造中获得造型、色彩和温度。它们见证了朱朱从早期繁复的工笔细描到新近的质朴准确的技艺转变,同时也是已届不惑的朱朱重建自我跟世界、自我跟记忆关系的一次意味深长的尝试。俞平伯曾经有过"诗歌共和国"的说法,朱朱则进一步发挥。"江南"在汉语中是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在悠久的诗文传统中,"江南"沉淀的更多是一种美学风格。当朱朱把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和一个现代政体概念相连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思考着时间中的"生命囚徒"如何通过文化书写而突围的问题。《故事》的"故事"在小处关乎童年、亲情,又在大处勾连着作为伤痕和禁忌的历史记忆,并被提升为一种生命主体的思想体悟以及走向语言以自我拯救的诗写立场。     

个人实践、记忆与民俗传统的传承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传承的学问,立足当下回顾某种民俗传统的起源、发展与生成。通过追寻个人对某种民俗事象记忆的叙述,我们能够了解到一种民俗事象的概貌。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民俗传统实践中的个人、个人的口述史和生活史等等,成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鉴于个人在民俗传统传承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基于个人记忆与叙事之上,借助"口述史"和"生活史"的记录方法,做好个人访谈,也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从“人”到“女人”的历史性突围——重评张洁《方舟》的文学史意义

在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中,张洁是具有奠基性的的重量级作家.作为她最富有个人特色的一篇作品,《方舟》不但在张洁个人创作历程中是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主体女性观念的转折点.在20世纪前半叶的女性文学创作中,"人"的意识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明确的性别体认,而是被激烈的革命政治思潮彻底隔绝,而历史上又一次的从"人"到"女人"的观念上的突围,正是从《方舟》这里开始的.     

成长、筑居与身份认同——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在当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成长"既是一种小说类型,也是一个普遍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史诗等文本中.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的主角既有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普遍具有的"成长的烦恼",又有生活在殖民地或后殖民地社会中的青少年特殊的烦恼,即对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困惑和烦恼.因此,对个体成长和命运的探索也成为对民族成长和群体命运的探索,个人的成长史往往成为民族的寓言.加勒比成长文学中父名和父亲形象的缺席显示了集体记忆的缺失,多面性的母亲形象则反映了被殖民者既想依附又想独立于殖民权力结构的复杂心态;而一系列筑居者形象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加勒比作家普遍的自觉意识,即如何摆脱文化上的依附状态,塑造自己独立的人格,在没有本土传统的后殖民社会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文化身份.     

中国零售业的最后盛宴

任何人都不能留住时间的脚步。就在不少业界人士频频发出入世之后"中国零售业开放太快"的盛世危言时,又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2004年12月11日不期而至。从这一天开始,外商投资中国零售业的地域、股权和经营范围限制被彻底取消,一场更大规模的中国零售市场争夺战旋将上演。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秦始皇泰山封禅与身份认同的诉求

秦始皇泰山封禅,泰山成为他"朕"一人的天的认同、天下之君的国家认同、作为"传之无穷"的永恒的时间认同等诉求的符号表征。通过汉代人尤其是《史记》对泰山封禅的集体记忆的形塑,泰山成为一个受命于天易姓而王、天下认同、永恒不死和权力合法化的符号。     

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社会记忆与蒋介石形象的塑造:1949~2014

对人们关于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记忆的研究,可以洞察这一特定历史人物或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变迁轨迹。蒋介石这一人物形象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人们心中呈现出不一样的记忆版本。本文试图对社会记忆理论的理论谱系及其核心意涵进行梳理,作为分析当代人们关于蒋介石这一特定历史人物不同社会记忆的分析视角,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对蒋介石故居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进行田野调查及文献资料,旨在展示人们对1949年以来不同时期的蒋介石形象进行展示,分析了在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台海关系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蒋介石如何在不同时期被塑造成为各具特色的人物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因素。研究表明,蒋介石形象变迁这一个案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社会记忆在不同社会情境下被建构的过程,国家的政治旨趣和社会成员的个人遭遇都被卷入其中,使其成为工具化的一种手段随着时间的流走而变化。     

试析《追忆似水年华》的独特时空结构

任何小说都存在于时空之中,同时又要表现时空,这似乎是一个惯例。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其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独辟蹊径,采用追忆的方式表现时空,空间成了一块块碎片,而时间则被赋予了毁坏和拯救的双重力量,并且两者在追忆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无意识记忆,从意识深处唤起既不可再现、客观上又无法逆转的时空,从而在心里上获得一种永恒的感觉,时间在空间里复活。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悖论:福柯的“陷阱”与德里达的“替补”

后现代主义在主体理论(即人学)上面临着悖论,就是主体的自由既受各种外部权力的压制,同时又依赖于他们。福柯最初关注"非理性"与"受压制者",但德里达发现,我们根本无法做到对它们的完美阐述。于是福柯转而研究了阐述者和接受者——主体——被建构的历史,以谱系学的视角观察主体及其知识被权力建构的过程,以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受压制者"是怎样被权力排除掉的。然而主体似乎没有了出路,身处权力之中使它在"存在"和"言说"两方面都不可能,这就是福柯终身面临的陷阱,也是后现代主义面临的悖论。因此,福柯在晚年又一次转向,试图从古希腊寻找一种个人修身和生活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通向某种权力强制;而德里达的思想继续充当了批评者的角色,从语言的层面批判理性对替补物的宰制。     

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联结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