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考察我国古代同案不同罚现象可以发现,君主等特权阶层的特权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政治背景；儒家思想渗透于司法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文化因素；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制度局限；“无供不定案”是形成同案不同罚的证据规则.     

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

"场域"和"惯习"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场域-惯习"论是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布迪厄不仅阐述了场域和惯习的基本含义,而且分析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的多重关系;布迪尔的"场域-惯习"论在社会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英美同案不同罚现象研究

英美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至今仍然没有适用于全国的统一刑法典，而是采用习惯法、判例法和单行法规相结合的形式，这种实用性的特点既有其一定的优点，又有相应不可避免的缺陷，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同案不同罚现象始终附随着司法运作的整个过程。在英美这样总体的法律框架内，与导致同案不同罚现象相关的因素主要有判例法、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规则和辩诉交易制度，并且针对同案不同罚现象，英美制定了细致入微的量刑指南来对其进行制约。     

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变通行为的内在逻辑

从关系的视角来看,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变通行为的动力原则是司法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而这种行为惯习又来自于政法体制,即来自于以法律的治理化为原则的权力场域。一方面,政法体制限制了行为主体的行动范围,从而形成一种变通的行为惯习;另一方面,主体的变通行为惯习反过来又建构了这种政法体制。正是这种特有的司法场域运作的逻辑导致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任意变通现象,要改变这种任意变通的现象使得民族地区司法实践规范化,必须重塑民族地区司法场域的结构和运作逻辑。     

“场域-惯习”视角下的水电移民长期补偿安置方式

借鉴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从移民安置的场域、资本、惯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出发,构建水电移民安置方式分析框架。应用该分析框架对水电移民长期补偿安置方式实施的原因、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变化进行社会学解读。     

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一个消费的视角

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布迪厄用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力避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想,为传统理论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全文主要从场域和惯习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侧重阐述场域和惯习在现实生活中对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对在物的消费和符号消费方面所体现出的社会差异的进行分析。     

大学生学习的生成性动力机制

大学场域与学习惯习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构成了大学生学习实践的生成性动力机制.面对知识社会的变革,基于客观主义认识论的科层型大学场域和常规性学习惯习,导致了大学生的制度化学习与主体性发展的分离.对此,大学不得不借助变化和改革,来重塑一种在本体论上与知识社会结构相对应的、基于建构主义认识论的学习型大学场域和反思性学习惯习,并最终生成促进大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学习实践.     

布迪厄的场域和惯习:一个消费的视角

场域和惯习这两个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布迪厄用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力避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想,为传统理论研究拓展了新的视角.全文主要从场域和惯习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侧重阐述场域和惯习在现实生活中对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对在物的消费和符号消费方面所体现出的社会差异的进行分析.     

近二十年中国诗歌场域变迁

随着"社会同质化的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诗歌场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其他时代相区分的某些现象和特质。通过诗歌场与政治场、经济场等"权力场域"关系变化的分析,可知20年以来的诗歌场域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迁:诗歌场域空间的缩小与诗人的失重感、关于失重的反思和诗歌场域自主性构建的努力以及自主性构建的失败和诗歌场域的江湖化。     

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编辑场域探析

新闻编辑场域是新闻在编辑过程中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的关系网络。传统媒体时期新闻媒体、行政部门和受众三方构成了结构化的编辑场域,而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地位得到提升,行政部门的角色功能发生转变,市场资本开始介入新闻生产,使新闻编辑场域中专业编辑的叙事惯习、编辑空间、把关活动和盈利模式均发生了改变。充分把握编辑场域中各力量间动态发展的关系,明辨场域内正在发生的特征变化,对于专业编辑明确自身定位,提高新闻生产质量,推动新闻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