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民族传统 编好甘肃地方新志

中共甘肃省委二月决定成立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关系到两个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动员和团结一切有志于修志事业的同志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兢兢业业地把修志工作做好。一、编修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传统有人认为:最古的历史书,其实就是方志。早在周代已有掌管“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掌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候国的历史。据《孟子》、《庄子》、《墨子》等书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看到了“百二十国宝书”,这些列国宝书,或者叫“百国宝书”,就是地方史书,也就是地方志。《孟子·     

编修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

<正>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就有“隔代编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今天可考见已编成的地方志就有八千五百多种、十一万多卷,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纂具有时代特点和丰富内容的新方志,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必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初读《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

修志 ,是一项基础性的文化建设工程。中华民族自古有修志的习惯。通过修志 ,记载国家在一定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对历史有重大贡献之人物 ,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新中国成立后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可惜 ,由于“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干扰 ,这一工作在 1 95 9年以后就停顿了。 1 978年1 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标志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国策 ,给社会主义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1 983年 4月 ,国务院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 ,把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文化建设工程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 ;1 984年 3…     

要充分发挥地方综合年鉴收集保存地方志资料的作用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可见，地方志书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是地方志书的基础，它决定着地方志书的质量优劣甚至志书能否编成的问题，同时，就修志实践来看，也是编纂志书的难点所在。目前修志模式有两种，一是组织社会各部门各单位提供专志稿件，而后由专业修志部门编修成书；     

学术论著《县志编修探微》即将出版

当前,地方志书编修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为适应方志编修工作的需要,中国人民大学刘光禄与江苏李明、杨向东、陈有清等同志合著了《县志编修探微》。此书将古代方志理论和当前修志实践的经验融为一体,以简明、生动的笔调,介绍了县志编修的全盘工作,切实可行的编纂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是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普及性学术论著,对目前从事地方志编修的同志及有关理论研究工作者和热心方志事业     

浅议区县年鉴如何为编纂区县志服务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67号国务院令,公布并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的出台为保障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使我国地方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实现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长效机制,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条例》作为行政法规,既是地方志工作开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地方志工作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学习、贯彻《条例》精神,以《条例》精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对续修方志和编纂地方综合年…     

如何突出城市年鉴特色——《桂林年鉴》编纂工作之尝试

桂林市是闻名世界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1998年桂林地市合并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中共桂林市委、市人民政府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奋力拼搏，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编纂《桂林年鉴》，这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光荣历史使命，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文化桂林的迫切要求，也是全市480万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编纂出版《桂林年鉴》，旨在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为广大读者了解市情提供资料，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争取外商投资建设桂林提供帮助，从而达到为桂林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服好务的目的。为此，桂林市志办始终把编写（《桂林年鉴》作为修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抓不懈。从1985年至今已经连续出版11卷。其中1985年至1995年为5年一卷，自1996年以后每年一卷。《桂林年鉴》力求在客观反映桂林基本面貌、发展状况和取得的新成就新经验的同时，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重视图文并重、相得益彰。多年来，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通过对年鉴框架结构、资料收录、编辑方法、装帧设计等进行一系列的综合改革和创新，使年鉴的“全、新、精、特、鉴、便”六大特点更加突出，综合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愈来愈大，赢得多方肯定和赞誉。（《桂林年鉴》2004年卷荣获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发的首届“中国地方志年鉴奖”综合奖特等奖和中国版协颁发的首届“中国年鉴奖”暨“第三届全国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综合奖一等奖。中国方志出版社如是评价《桂林年鉴》：“内容广博，信息密集，为社会各界和海内外人士了解和熟悉桂林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信息，为续修地方志积累了资料。编纂主旨明确，结构合理，层次清晰，文字流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     

方志: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

修志自古以来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广东建设文化大省需把编修地方志书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新时期的广东方志编修工作 ,要着力把握岭南文化特色 ,弘扬广东人精神 ;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以史为鉴 ,正确总结错误与挫折 ,引出规律性结论 ,也是重要财富。     

淹通广博的《甘肃方志通览》

由郝玉屏先生主编,高子贵、金钰铭先生副主编的《甘肃方志通览》2007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绪论、上编、中编、下编、附编五个部分.绪论概要叙述甘肃的自然地理、建置区划和历代修志.上编综述甘肃修志历史,从两汉的地记到隋唐的图经、宋元的定型方志、明清的修志高潮、民国修志的赓续,直到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修志.中编对首轮新方志分省志,市州志,县志,县级市、城市区志,逐一地进行评介.下编为甘肃古今方志编修系年录,分旧志系年录和新志要事录两部分.附编选编了明清、民国和新编方志的重要修志文献.该书内容丰厚,识通鉴远,是甘肃修志历史的忠实记录和成果总汇,具有总结过去、开启未来的重要作用.     

试论地方志与和谐文化建设

一、地方志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江泽民同志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     

广东方志发展史略

<正> 地方志是记载地理与人文的综合性著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地方志的内容丰富,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其体例章法等方面独创一格,它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及自然地理现象和资源等方而,被称为地方的“百科全书”.广东地方志发展的历史,是我国方志发展史的构成部分.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广东早期的方志是受中原的影响而逐步兴起的.隋以后,修志工作逐步走上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因此广东方志的纂修,基本上是遵循国家的命令而进行的.     

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隋唐五代之图经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宋代方志进入定型成熟阶段,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修志事业的全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新修志书体现了时代精神,体例上也形成了新的志书体裁,并且还将向前发展。     

关于上海近代史志的研究——从郊县史志的角度谈《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

日本《中国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发表了宫城教育大学高桥孝助先生撰写的一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我国复旦大学江西籍教授黄苇和夏林根合编的《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同时还热情赞誉我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修志事业。为了使广大读者了解国外研究我国方志事业的新动向,本刊特将省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王田有同志译文全文刊出,供大家参阅。     

编修地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

作者结合多年的修志实践,对当前方志界存在的浮躁、趋时两大流行病进行了论述。并与《中国现代方志学》一书若干观点提出商榷:编修地方志不是我国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吗?地方志是科学的资料文献、《中国现代方志学》称谓质疑、《中国现代方志学》政治理论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六字功能”说过时了吗?地方志不是“昨日黄花”吗?地方志能成为“文化产业”吗?编修地方志要在继承的基础上科学创新。     

志鉴并修及其信息产业化建设

80年代初,全国兴起新编地方志的热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从一开始就把编辑地方年鉴列入了地方志工作范畴,并将这一点写进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许多省、地(市)、县成立地方志办公室时。就明确了编年鉴的任务。随着本届新方志的基本完成,目前绝大多数的市县地方志机构都将编写年鉴作为地方志工作的主体工程来抓,许多地方的综合     

深入贯彻《条例》精神 加强地方综合年鉴年度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地方志的基础文化地位,是修志工作法制化建设和志书成果标准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条例》界定了地方志的范围,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括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     

深入贯彻《条例》精神加强地方综合年鉴年度特色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地方志的基础文化地位,是修志工作法制化建设和志书成果标准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条例》界定了地方志的范围,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地方志书,又包括地方综合年鉴。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杭州年鉴》是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年刊,由杭州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

从文化史的视野看方志与方志编纂袁国友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这样两门显学：一门是文化学，有所谓“文化热”和“文化史热”之说；一门是方志纂修学，人们常以“盛世修志”一语来概称之。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化史学”与“方志纂修学”之间有极为广泛的密切的关系，这...     

实践出真知——简评《编志实践录》

在地方志工作蓬勃开展的今天,随着方志成果的不断涌现,方志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也在日趋深入发展。由刘玉平同志编著、由黄山书社出版的《编志实践录》一书,即是方志工作和方志理论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综合年鉴框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地方志工作的任务之一。年鉴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产品,继改革开放第一个热潮后,又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但就综合年鉴自身而言,要有新发展、新突破,唯有创新才能取得。年鉴要创新,首先要创新框架。框架是年鉴内容和结构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骨架”。它不仅体现了年鉴的体例,而且框定了年鉴的内容,并明确了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