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律赋的散体化倾向

晚唐律赋在语言和结构上都出现了散体化的倾向 :惯于采用对问体的结构是有意回归古赋的表现 ,而遣词造句方面流水对的大量使用、上下句句意的频繁转折变换、十字句法的运用以及语言的平易流畅都体现了散体化特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律赋过分雕琢 ,引起了古文家包括律赋大家的不满 ,因而有意矫之以散 ;同时 ,古文运动的余风在晚唐尚有影响 ,朝廷重视古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注重散体的科场文化取向 ,也对士人的律赋创作朝着散体方向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     

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

唐代状元赋是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现存可考者10题,其中存见作品4篇.状元赋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水平,而且从构思、布局特别是对主司命题旨趣的把握上彰显了作者的学养与器识,而这些又是主司从内外所作的双重要求.所以,状元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上均对唐代试赋起着积极的规范作用.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述评

新时期汉代抒情赋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探讨了散体大赋的抒情性;二是对骚体赋、抒情小赋的抒情品质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三是从传承的角度,探讨了汉赋流变过程中诸多环节的抒情特点。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不但拓展了抒情赋研究的空间,而且为重新认识汉赋各体的抒情品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魏晋批评文体的赋化与南北朝批评文体的骈化

在魏晋和南北朝两个时期,众多批评家发挥优长顺时采用渗透法,使本是散体语言写就的序跋体、书信体、史传体、子书体等批评文体普遍地赋化与骈化,在语体上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实现各种批评文体的互融与共生,极大地提升了批评文体的文化品位。进入南朝,骈体文完全成熟,批评文体也普遍地骈化了。一是在文体中综合运用各种对偶并灵活进行变换,且四、六句式非常鲜明;二是大量使用典故来析理;三是广泛采用声律,注重词句的藻饰,形成形美兼声美之批评。     

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先秦散文文体论

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起自先秦,其特点一是百花齐放,众体皆备;二是文史哲不分家;三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先秦史传散文,包含赋颂、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论说、檄移、章表、对问、书记以及叙事、小说各体;诸子散文,则包含语录体、寓言体、议论体、说唱体、对问体甚至诗体散文.诸子散文中的叶韵,与其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密切关系.故章学诚指出：“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是为的论.     

赋体文学源流与《招魂》的文体性质

与《诗经》相比,《楚辞》各篇的文体性质相对复杂,《招魂》即为其例.历代学者都曾注意到《招魂》文章结构的特殊性,但皆未明确指出其赋体文学的性质.从文章结构和其他审美特征来看,《招魂》符合《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和《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所述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一篇经典的早期赋作.《招魂》的出现既有时代环境的因素,也是《楚辞》内部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它对当时及后世的赋体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

作为我国赋体文学的一类重要题材,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第一,它有助于现代人全面认识中国古代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文明进程.第二,它包含了中华民族诸多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第三,它对古代其它文体的影响有助于我们看清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汉代算赋定额的探讨

对于汉代算赋数额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有较大分歧。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计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记载的作为算赋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简文中征收吏俸的数额与文献记载的赋钱用于吏俸的数额基本相符,可补充证得汉初算赋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但这与简文记载的算赋征收总额十分不符,原因在于简文记载的正是临江国为应对战乱而预征了数年算赋的特殊情况。     

赋源诸说新析

关于汉赋文体之源,两千多年来,诸如“古诗之流”说、源于楚辞说、出于纵横家言、出于俳词说、源于隐语说、不歌而诵说等等,可谓讨论者日盛、观点日多,认识却并未日趋清晰。原因在于,凡此种种于赋体之形成似皆有所相涉,又皆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弊,其实质是只看到了赋在思想或形式某一个方面对前代文学或艺术形式的继承。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离不开前代文学的浸染,而这种浸染,往往非只一方面、非只一源所能涵盖。     

刘熙《释名》与汉代文体形态研究

刘熙<释名>共八卷二十七类,其中<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释乐器>四类涉及加余种文体,是汉代人记录和训释文体类别最多的著作.<释名>作为一部训诂词典,着眼现实,大大拓展了汉代文体的著录和训释范围,反映了汉代文体的实存情况和当时的文体观念,即重视应用文体甚于文学文体.<释名>在文体的著录范围、声训方法、解释内容诸方面,都对后世文体论著作如<文心雕龙>等产生过一定影响.从文体史眼光研究<释名>相关材料,有助于理解汉代到魏晋六朝之间文体论承上启下的环节.     

文体浑成论与巨型文体说

从文体发生、发展的规律来看，文体浑和往往发生在存在两种以上文体及有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支撑时。文体浑和不同于文体融合，前者往往是非自觉的、集体无意识的，是文艺自然进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是少数文人刻意追求新变的产物。我国文学文体的发展经历了从单纯文体、两个以上的单纯文体浑和成为一种新文体（复合文体）到巨型文体的发展过程。其中，巨型文体往往是“黑洞”文体，它几乎可以囊括一切已有文体（包括非文学文体）。巨型文体也是不断更新换代的，没有终结者巨型文体。     

汉代都市赋与地域风俗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代都市赋的文化内涵。从《两都赋》、《二京赋》等对汉代长安和洛阳风俗,《南都赋》对汉代南阳风俗,《蜀都赋》对汉代成都风俗的反映以及汉代都市赋中的地方神话传说成分来看,汉代都市赋具有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意蕴。     

论汉代寓言诗及与其他文体之关系

寓言诗发轫于先秦,成熟于汉代。汉代寓言诗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艺术表达上与寓言赋、谐隐文以及其他乐府古辞之间构成了互相影响和同源共生关系。这说明,一种文体的形成、发展与成熟,既是文学诸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共生的结果,也是文体内部对这种影响、共生关系有机选择的结果。研究文体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揭示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之间艺术因素的互相转化、互相渗透的文学发展史观。     

英语文体风格与诗歌翻译

作者通过对英语诗歌翻译的对比 ,阐述了文体风格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译者应该根据诗歌的特点、语境进行翻译 ,以便更好地进行中外诗歌的文化交流     

论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

对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向来少有人关注。律赋与词体在起源上具有"共时"的互动作用。律赋参与词体体式建构,增强了词的艺术表现力,使之能够突破律诗整齐划一的形式,运用灵活多样的句式来表情状物。在篇章、结构、布局、作法等方面,律赋为唐宋词尤其是慢词准备了艺术经验。作为科举取士主要手段的律赋写作还为词体提供了生存土壤,进而影响到词人的填词生态、心态与行为。要之,无视律赋在唐宋词体演进中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词的体式研究不应该局限于律诗与词的关系上,词体是律赋、律诗、骈文、乐府等多种文体的复合物。     

历代论文赋的创生与发展

历代论文赋既是辞赋创作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内涵。考察论文赋的创生,与文体论的发展相关,而其中论赋赋的创作,则是围绕着科举考赋制度而出现的。从论文赋的创作理论来看,其主旨显彰于诗赋同源与文以载道;就其创作艺术本身而言,论文赋对文论的阐述与描写,又与赋体艺术特有的描绘性、空间结构与当代意识相关。而论文赋作者主要采用骈、律形式创作,也增添了阅读的审美感受。     

论纪实文学的文体规范

纪实文学是一类纪实性叙事文学文体的总称。相对于虚构文学,纪实文学的文体特点和文体规范主要是:既有纪实性又有虚构性,是纪实性与虚构性的有机结合;既有理真的特性,又有事真的特性,是事真与理真的统一;叙事方法既有复现,又有再现和表现,是复现、再现和表现的共存互补;既有实用性,又有审美性,是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并重;纪实文学活动既是一种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实践,同时又贯彻着高尚的审美理想,是日常生活与审美理想的融汇。     

论《文选》选赋义例二则

《文选》是按文体选录各类文章佳作的诗文总集。其赋体的编排尚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文选》于全部文体中列赋体为首位,体现出萧统自身的文学见解,同时又是受前人编排体例以及大赋体所处地位的双重影响的结果;《文选》将骚、赋分体,具有重要的首创意义,前人骚赋观念混淆不分,萧统别骚于赋反映出其明确的文体辨析意识。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时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