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制度

近代法官制度改革是地方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晚清司法改革结果。法官多元主体结构的存在以及传统封建法律意识都对晚清司法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从法官培养、法官考试、任用、编制四方面对清末地方法官制度改革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 ,清末地方司法制度改革不成功的原因在于 :法官群体非常复杂 ,法官的主体改造没有完成 ;所任用的法官中具有近代化司法意识的法官太少 ;司法改革软系统中的封建因素太多 ,其影响太大。     

清末刑法制度改革刍议

清末刑法改革是近代中国法制革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它开启了中国刑法制度现代化的先河。本文主要论述清末刑法改革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地方督抚与清末法制变革

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法制变革,旨在实现中国法律与国际的衔接、并轨,以期维护我国的司法主权.而地方督抚作为执掌地方军政的朝廷重臣,亦积极介入其中,成为推动与左右变法方向的中坚力量.他们的保守立场不仅表明旧有政治体制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强大惰性,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变法的症结所在,并对当今的法制建设给予了启迪、警示.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述论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一页。地方自治 理论的源起、曲折发展及其省宪运动的实践,均具有值得后人追思的价值。本文分四个部分 来探讨这一问题：(一)地方自治理论的源起及早期发展;(二)辛亥革命后地方自治的成败; (三)北洋军阀时期省宪自治的实践;(四)分析与结论。     

清末广东的地方自治与顺德地方精英

在清末地方自治政策下,以开展地方自治启蒙活动为目的的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在广州成立.为响应此举,省内各乡村的地方精英也纷纷加入该社,并在各自的家乡成立自治团体.这些自治团体是以乡村内各种慈善活动的组织策划者、即有力宗族为领导而实行计划的.     

清末新政工商制度改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清末新政期间,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工商经济的政策,不再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而是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使工商经济获得了较高程度的自由发展,从而为向现代社会转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     

中国宪政体制下审判监督的必然性及改革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监督职权主要是: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和直接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但对其中的审判监督,学者和实务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诸多的质疑,认为:审判监督没有理论依据;司法机关是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国家机关,检察机关不是司法机关,由其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影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审判监督破坏了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影响了司法裁判的权威。在我国,"一府两院"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具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但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各有关国家机关都出现过扩大自身权力的行为或倾向。仅仅有体现对权力制衡的法律制度还是不够的,要保证这些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对它们进行有机的整合,用宪法的形式加以确认,使其有机配置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总体框架之中。我国的审判权只有在人大监督和检察监督之下运作,才符合宪法精神,才能体现人民主权和以权制权的权力制衡原则。检察机关被定位为司法机关,解决了检察机关的法律属性问题,否定了司法机关在中国只有法院一家,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有悖司法独立原则的观点。要把主权在民和以权制权相融合,避其所短,取其所长,即普通程序仍保留现行的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制度,并将抗诉案件的审判结构进行相应改造。     

清末民初留学生与江西地方政治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江西的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个由科举功名获得者和新式教育毕业者构成的留学生群体.随着留学生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结合,江西的留学生群体开始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转变,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借助召开省议会,创办新式学校,组建各类社团,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末国家建设背景下的地方自治成长

“地方自治”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效路径,深深吸引了面临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晚清社会精英,这种“爱慕”之情汇集成清末地方自治热潮.清廷对地方自治予以勉强回应,并小心翼翼地限定控制着地方自治实践,以谘议局为依托的地方自治力量迅速壮大起来.作为一种改革尝试,它预示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某种趋势和地方自治的成长.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官报

清末"新政"时期,在统一舆论、开通风气的目标下,各省督抚兴办了不同类型的官报,并对官报的具体运作做了适应性的变通.地方政府兴办官报的主观目的虽有消极的一面,但官报的兴起在客观上有利于风气的开通和民智的开化,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论领事裁判权对清末律师制度的影响

外国列强在华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对我国清末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使当时的中国律师业呈现出很大的独特性。     

同姓联宗与地方自治——清末民国时期江西地方精英的文化策略

明清以来普遍出现的同姓联宗是中国历史上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从明清科举时代到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代,由地方精英推动和主持的同姓联宗活动经历了时代性的演变与发展,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这一变化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政治变迁具有密切关系。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科举制度时代的结束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活跃于地方政治舞台上的新式地方精英,在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权力角逐和派系斗争的同时,广泛推动同姓宗族的联合,结成政治联盟和扩大社会基础,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地方政治的发展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同姓联宗作为地方精英操弄地方政治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显示出政治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内涵,而地方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因深受同姓联宗这一传统社会组织关系的影响而更趋复杂、曲折。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军衔制度的实施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项军队管理制度，它于清末新政期间引入中国，并在民国初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清末民初军衔制的引进、完善过程中，袁世凯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北统一后，作为国家元首的袁世凯把军衔制视为收买人心的工具，毫无节制地封将授衔，不仅对军衔制度造成了严重损害，而且也对北洋军的管理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清末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是清末政局演进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时,中央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客观上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锡良和李经羲举办新政,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地方统治集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拼死抵抗,而是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再充当清政府的"殉葬品"。     

清末以来中国家庭、家户组织的制度考察

家庭是由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组成的共同生活单位,家户则是由亲属关系成员为主所形成的同居共爨单位。在成员范围和规模上,多数家庭、家户是等同的,清末以来不同时期家庭成员在迁移流动频度上存在差异,家庭、家户成员范围的一致程度有所不同。当代社会转型下人口流动就业增加,使家庭成员的地域分割增多,家庭、家户构成差异增大。清末和民国时期,法律等制度赋予家长管理家庭、约束家属行为的责任;解放后,家庭成员平等制度得到贯彻,家庭已无家长之设。只有对家庭、家户组织进行兼顾性考察和研究才能对两者的构成特征、成员关系、功能及存在的问题有较全面的把握。     

清末徐世昌改革东北地方官制述评

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全权主持了自清统一东北以来,规模最大、意义深远的地方官制改革。这一改革涉及了东北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民族等问题,促进了东北社会的发展,抵制了日、俄的侵略活动,是晚清“预备宪政”运动在地方的一大突出成绩。     

民主遗产：清末民初上海的地方自治——读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

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地方自治问题，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例如，推行地方自治的实际成效怎么样？地方自治制度实施的经验有哪些？地方自治最后失败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长期以来。这些难题一直困扰着关注近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人们。周松青的《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一书，以20世纪初的上海地方自治为个案，对当年的自治进程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极其清晰地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探寻制度变革之道，做出了新的尝试。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     

中外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理由之比较

通过对中外提起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原因相关规定的比较研究,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提起刑事审判监督的原因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的规定不仅过于原则,而且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制约因素分析——以河南为个案

清末民初,河南地方自治不能顺利推行受制度和时势等诸多因素制约.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中强烈的官治色彩是其制度原因;自治主办者为解决财政困难加抽捐税,引发地方社会抗拒自治而成为民乱之源;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发展微弱导致改革缺乏地方社会的有力回应,痞化势力的存在则阻碍了其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