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同志谈他和孙冶方同志对价值规律认识的异同

在今年九月于无锡市举行的“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孙冶方同志的老战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国家计委顾问薛暮桥同志作了《孙冶方同志论价值规律》的学术报告。现将薛暮桥同志谈他和孙冶方同志对价值规律认识异同的内容摘要如下:一、价值规律的涵义:薛暮桥认为,价值规律就是指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符合于它的价值,即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规律,以保证各种商品能够以同样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互相交换。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就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运动的规律。对价值规律应同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研究。这种价值规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消灭以后,自然就不存在了。     

对表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一点意见——与漆琪生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刊登了漆琪生同志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容的一点补充》(下简称“补充”),看后有一些想法,提出来与漆琪生同志商榷。“补充”认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非常笼统而不完善”,这主要是没有说明高度技术基础的具体内容,特别没有重视发挥生产者的主观能动性;只字未提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原则。“所以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容,根据我国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必须加以补充。应将毛主席所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包     

对蓝勇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蓝勇和张伟然两位先生揭露出来的陈国生教授学术造假事件可谓触目惊心。与以前揭露出来的学术界的抄袭事件不同的是 ,陈教授不仅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 ,而且为了晋升 ,堕落到盗用出版社名义非法出书的违法地步 ,这种作法在国内外学术界如果不是绝无仅有 ,也是百年不遇。蓝勇先生称 ,此书“出版”后 ,“陈国生一直没敢将其自称有‘筚路蓝缕的地位和作用’的这本‘学术著作’赠送学界同人”。看来 ,蓝教授还是过低估计了陈国生博士的“英雄手段”和“大家风范”。陈博士只是不愿赠送国内的学界同仁 ,因为如此“精彩的学术著作”是准备进行国际…     

对孔子评价的一点意见

在评价孔子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孔子是代表旧的统治阶级即领主阶级的利益的;鲁国的大夫三桓,尤其是季孙氏,是代表新兴的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的。孔子既然代表旧的领主阶级的利益,从而孔子的思想是保守的。在当时,鲁公要比周天子进步,三桓要比鲁公进步,阳货要比三桓进步;孔子不但不肯和阳货合作,甚至还不肯和季孙氏合作,他主张张公室,他代表保守势力和进步的势力来进行斗争,因此孔子是一个顽固分子。     

对评奖方案的意见——沈嘉荣同志的发言

我们文史组对评奖建议的讨论稿进行了热烈讨论,对提出的三个选择方案进行了一些比较,一致赞同第一个方案,认为第二、第三方案还有些弊病。总起来说有二点,即第二、第三方案评奖范围太窄,不利于全面调动本省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贯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具体理由有:     

江苏商品经济的发展——倪浩堂同志的发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们必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这个科学论断的理解,用以指导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我想根据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三次人代会上的报告、顾秀莲省长在省六届二次人代会上报告的精神,通报些情况,说些看法。一、关于我省当前商品经济发展的形势     

对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的一点意见

面对全国各条战线上都已出现的改革的新形势,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改革,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的新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改革。涉及范围很广,下面就其中的两个问题谈一点意见。 首先,在社会科学研究改革中要抓好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也是一切其他科学应用研究的指导思想。所以,基础理论研究不搞好,就使科学工作寸步难行,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就会出现失误。如在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在学术上虽然提出了很多课题,如关于民族形成问题,关于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实质、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问题     

对表述真理标准的一点意见

<正> 今年来,我参加了几次关于深入讨论真理标准的会议,感到有些问题的争论,是由真理标准的表述引起来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有论说清楚之必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表述已植根于群众之中,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语。实在地说来,这个表述是没有多少错误的。因为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内容,大多数人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熟悉哲学的人们来说,大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但是,细细地推敲起来,就会发现这个表述是有毛病的。人们知道,科学定义的表述要求十分严密,哲学定义的表述尤然,否     

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

我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自三十年代提出来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西周奴隶论适应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需要,曾被奉为唯一正确的观点,逼得其他分期论者噤若寒蝉,给学术界造成的流毒不浅。作为学术讨论,不带其他的政治目的,任何古代史分期的主张,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值得欢迎的。可是当时有些人却蓄意颠倒黑白,曲解捏造,荒诞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时西周奴隶论者喜欢辗转地     

继续完善和发展公有制商品经济体制——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兼容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一直把商品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天然经济形式,认为它必然同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矛盾,因而设想未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模式是没有商品经济的,以实行产品经济为特征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设想,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实践中都试图消除商品经济,建立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完全的计划经济。后来虽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不能消除商品经     

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与林子力同志商榷

读了《光明日报》一九八○年八月三十日发表的林子力同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探讨”一文,颇受启发。但也感到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现在把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也是几点不同的看法写出来,参加这个讨论,以就教于子力和其他同志。     

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成真正的现代公司

随着我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构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出现，金融市场已成为市场调节的核心内容和主导市场。由此，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加快国民经济同国际市场有效接轨的步伐，为提高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能力，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成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现代公司，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当前改革的关键课题和迫切任务。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组织形式。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过十多年…     

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

一、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两种不同的理解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好文件,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我国当前国民经济的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决定》中未提共产主义,也没有提产品经济。为什么不谈共产主义呢?我想这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距离我们这个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极低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遥远。不管当今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一日千里,但何时可用产品经济去代替商品经济?何时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谁也不敢下判断,判断了也等于空谈。为什么不谈产品经济,只谈商品经济呢?我想,作为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     

对“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体会”的意见

读了孙冰同志“重读‘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一点体会”(见理论与实践1958年11期)以后,有这样一种感觉:作者对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如孙冰同志认为:“几年来在职干部曾经学习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过联共(布)党史,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是不正之风的根源——与赵德麟同志商榷

读了本刊第四期发表的赵德麟同志撰写的《也谈商品经济与不正之风》一文(以下简称赵文),很有启发。但该文将当前出现的不正之风归结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提出“不正之风等消极现象与商品经济同步发展”、“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拜     

论商品经济的若干问题——与于凤村同志商榷

于凤村同志就商品經济問題写了不少文章,其中《申論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論商品經济》两篇文章,强調了必須很好地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意见,我基本同意。但是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唯一条件、“商     

对评奖活动的几点意见——顾松年同志的发言

根据我们经济类组组长葛林同志的安排,我来谈一下,我们对评奖活动的几点意见。第一个意见,关于最优选择。我们组大部分同志赞成第二方案,或者说以等二方案为主,适当地在评奖内容上向第一方案扩展,而在重视中青年的成果评奖比例上向第三方案扩展。     

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的一点意见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残余问题的争论,首先应该弄清楚三个问题:(1)党和毛主席在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如何运用不断革命的思想的。我认为不断革命的思想,是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又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就我国情况来看,我们不会在建成社会主义以后,才来一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同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不仅包括所有制的改变,例如公私合营企业改变为     

服务与改造——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体会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二十周年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著作,不仅对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广大的知识分子——不论是从事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不论是从事教育或其他文化工作的,都起了历史性的重大指导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这个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所提出来的要求和所解决的问题,反映出现代知识分子在各个方面和过去历史上的知识分子的根本性的分野,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指出了正确的前进道路。     

对《我所知道的杨度》的一点补充

陶菊隐同志早年以名记者的身份驰誉北京,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史实,知之特详,其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杨度》一文,载《学术月刊》总123期,评述杨氏既详且切。笔者兹愿就本人所知,冒昧作续貂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