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官与土司考辩

土官和土司,是元、明、清封建王朝为巩固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而采取的不同于内地的特殊统治措施,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任用世袭的地方官。他们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世袭其职,曾给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以深远的影响。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其释义等基本问题颇有争议,《辞海》在“土司”条释文后说:“土官,见‘土司’”;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辞源》在“土官”条释文中也有“统称土官,也叫土司”之语,此为“土官即土司说”。杜玉亭先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土官与     

《辞源》纠谬一则

1979年商务印书馆修订版《辞源》第三册第2263页“社长”条云:“古乡官,即里正。《全唐诗》十顾况《田家》:‘县帖取社长,嗔怪见官迟。’元代,凡十家立一社,择一人作社长,位低于里正。《元史·刑法四·捕亡》:‘诸奴婢背主而逃,……邻人、社长、坊里正知不首捕者,笞三十七。’参见‘里正’。” 这条解释,除所引《全唐诗》词义不明外,其所言元代的情况有两处错误: 第一,元代“凡十家立一社”之说不能成立。社是元代的地方基层组织,从渊源上讲承袭于金代,而又有较大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点。至元七年(1270)二月,元世祖在建立司农司的同时,颁布了立社法令。法令规定:“诸县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为一社,不以是何诸色人等并行入社。令社众推     

明代武职袭替制度述论

(一) 明代的武职袭替制度直接取法于元代。“元太祖、太宗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袭。”元朝占据中原后,一直采取地方主官世袭制。后来世官骄横、“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至正二年遂罢州县官世。四年,又罢世候”。(1)元朝的州县官世袭制前后实行了将近六十年,主要是指带有勋袭爵的高级武臣,在中下级武官中,则发展了     

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发表与影响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上发表的《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倡导期的重要论文。它把“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达个中心观念他叫作‘人的文学’”(胡适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是指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而“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要先“从个人做起’,只有“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爱人类”。“人的文学”“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的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理想的生活”即是在物质生活上“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在道德生活上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这是与“忠孝节义”的封     

《水浒》人物考

一、高太尉——“圆社高二” 高俅在北宋实有其人。《东京梦华录》卷十“车驾宿大庆殿”条,写冬至前三日驾宿大庆殿,“是夜内殿仪卫之外,又有裹锦缘小帽、锦络缝宽衫兵士”十余人一队共十数队守卫。每队“各一名喝曰:‘是与不是?’众曰:‘是。’又曰:‘是甚人?’众曰:‘殿前都指挥使高俅。’更互喝叫不停。”又《靖康要录》卷七载高俅死后臣僚上言:“高俅初由     

《五灯会元》词语札记

[媚痴、抹达]《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点校本）卷一五《龙境伦禅师》：“师曰：‘作么生是黄云郎当媚痴抹达为人一句？’僧无对。”（948页）庚案：“郎当”，言疲惫不振貌。“媚痴抹达”则颇费解。考《容斋随笔·四笔》卷一：“柔词馆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尿、单至、蝉、憋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明、唾倭、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曰：”墨音眉，屎，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眼音缅，音殓，《…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义

“站赤”是元代设立在水陆交通线上的基层机构。远在蒙古帝国时期,这种设置便已开始,并以此维持了帝国对外战争的需要。元朝建立之后,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巩固。据《元史·兵志》记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意谓“站赤”乃蒙古语,实即我国古代故有的驿站设置。当时设在大漠南北的蒙古站又称达达站,在中原及江南     

“比”字古义通解纠缪

《论语·为政》云:“子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集解》云:“孔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杨伯峻《论语译注》把“周”译为“团结”,把“比”译为“勾结”,注云:“‘周’是以当时所谓道义来团结人,‘比’则是以暂时共同利害互相勾结。”由于《论语》的影响甚为广大,所以人们便以为古代的“比”在表示人与人之间     

明代苏州《山歌》与当代《苏州歌谣》舒声韵部的比较

0、引言 01.《山歌》共10卷计383首,由明代苏州人冯梦龙辑集成书。据前人考证,冯氏从1609年就开始注意搜集了,明天启崇祯(1622—1644)年间正式出版。这是“苏州明代民歌总集”的一部分歌谣。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苏州口语语音。这个结论从编者的几条注评中可以得到证明。冯氏在《看》中对“咦”字注释云:“咦,本当作又,今姑从俗,下同。”又,《私情四句》(也是全书第一首)《笑》中,冯氏明确标出:“凡‘生’字,‘声’     

也谈孔雀东南飞“序”——与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商榷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篇重要作品,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所经常讨论的篇章之一。前不久,张晋发、孙景梅二同志在《学习与探索》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上以《孔雀东南飞“序”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为题,对《孔》诗序提出了异议。《质疑》的作者说:“此序,古今学者每多误信,我们则认为有问题。盖年代定为‘汉末建安中’,靠不住;地点说成‘庐江府’,有差错;主角称作‘刘氏’,‘焦仲卿’,无根据”。认为这篇序是“基于道听途说,以致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总之,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篇序。作者声称,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们“一反常见,始求甚解。”《质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不加引号的“左”字与加引号的“‘左‘”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的含义的考察,认为《邓小平文选》第2卷和第3卷中的“极左”概念是用了一个含义完全相反的词汇,去表达邓小平想要表达的一个正确思想。因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卷中的“极左”概念,应当改正为“极‘左’”概念。     

《广雅疏证补正》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影印王念孙《广雅疏证补正》四三二页下云:“治、甄,砖也。《晏子春秋谏篇》‘景公令兵搏治,当腊冰月之间而寒,民多冻馁,而功不成。’(案:影印本以“而寒”属下句,误。当依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之断句,“而寒”属上句,方与下“而”字不重。)《隋书·百官志》:‘太府寺有掌治甄官’。”检百衲本、明崇桢八年琴川毛氏刻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本、五省官书局本、光绪铜活字本《隋书·百官志》卷二十八并云:“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治、甄官等署。”此当为王念孙《补正》所本。王氏以“掌治甄官”连属,“掌治甄官”为何官署?义甚不明。     

狂人形象散论——鲁迅《狂人日记》学习札记

一九三五年,鲁迅以史家手笔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做了如下的概括: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     

代词“自”和副词“自”——《马氏文通》学习笔记

一这里要讨论的“自”,只限于在语义上与“自己”有关者,介词“自”,连词“自”不在讨论之列。《马氏文通》有三处谈到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自”。卷二代字章“重指代字”一节说:“‘身’‘亲’‘自’‘己’四字,皆重指代字,人己通称,而‘身’‘亲’二字必居主次。”“‘自’字可主可宾,而其居宾次者,必先于宾之者,宾于介字者亦先焉。”“互指代字”一     

《周易》与先秦儒道的生殖崇拜

《周易》卦》“——”与“——”的内涵是什么? 近世治《易》学者,众说纷陈,莫衷一是。郭沫若等人认为,它是“生殖器崇拜的孑遗”。对此,有的学者不大以为然,认为这种看法“颇为不妥”并下断语说,这是“‘性的敏感症’在作祟”。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比较认识

多年无声的中国在五四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荡。随着社会的动荡及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文化在“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审视中受到新的评估与选择。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开始了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的工作。“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这便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股思潮——文学革命的思潮。 然而时至今日,对掀起这股思潮的两篇重要文章——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关于《儒林外史》“幽榜”的作者及其评价问题

关于《儒林外史》“幽榜”一回的作者问题,一直有所争论。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首先提出“幽榜”不是吴敬梓所作,他说:“先生(敬梓)著书皆奇数。是书原本仅五十卷,于述琴棋书画四士既毕,既(即)接《沁园春》一词,何时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诏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骄语襞积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还其旧。”接着,《儒林外史评》(黄小田与天目山樵合评本)中,也认为是“伧父”“搀入‘幽榜’一回,真如狗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