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的法律框架分析

从文本意义上来看，我国目前并不存在一个社区建设的法律框架，甚至连社区本身也谈不上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社区”第一次出现在我国法律中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应该说，在这部法律的表述中，“社区”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概念地位，它只是居委会开展服务活动的一个范围比较模糊的空间领域。     

从《高等教育法》谈依法治教

《高等教育法》是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法治建设的重要法律。该法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思路上升为法律规范 ,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 ,规定了“依法治教”中高等院校的法律权利、管理体制以及管理者的职权 ,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从事教学科研和学习的充分法律保障。这部立法为高校不断深化改革、依法治教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专家：《物权法》划定公权力界限

王利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曾参与《物权法》的起草工作。马耀清山东省青岛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长期从事政府立法、行政执法指导及监督工作。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由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于10月1日起施行。专家称此法颁布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部法律被称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它的     

也谈“一般法律原则”的含义及其法律性质———兼与王勇亮先生商榷

本文就“一般法律原则”的含义及其法律性质这一重要的国际法学理论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作者在评析了目前国际法学界所提出的“一般法律原则”“应理解为各国法律体系所共有的原则”这一观点之后，提出并论证了“一般法律原则”是指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国际法渊源所表现的内容，而非国际法渊源本身的观点。     

《公务员法》：中国特色的九大亮点

作为中国首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的综合法律,《公务员法》吸取了中国实行十多年公务员制度的许多成功经验。细细解读这部法律,人们不难发现,它不仅从法律规定上全面完善了公务员制度,而且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思想观念上有不少新突破,可以说是特色鲜明,新意盎然。     

大陆架划界的法律甄别与适用论考

国际法与国内法均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社会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造法主要由各主权国家协同进行,国际法上法律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甄别并确定可适用于个案的法律。鉴于国际法的特殊性,无论“公平原则划界”还是“等距离划界”,其适用前提是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可适用的法。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看,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首先要确定对中日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制度,置对中日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不顾而另行寻求其他依据或方法将是舍本逐末,无助于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研究论纲

我国宪法将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为“法律监督”，使得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成为我国检察理论中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关于“法律监督”的理论研究存在的缺陷一是没有立足宪法原理和我国宪政制度的特殊性来建立自己的关于法律监督的原理性理论，二是脱离“法律监督”的产生背景而仅仅从字词层面去理解其内涵。我们认为，“法律监督”的理解应当从时代背景的外部视角和矛盾运动的内部视角审视，正确认识“法律监督”内涵的发展变化。“法律监督”包含检察机关的政治使命、法律监督职能及职能的实现等三个层面的内涵，因此，应该从“法律监督”内涵的三个层面系统解读检察机关的性质。“法律监督的基本原理”由“法律监督”的内涵分层原理和以此为基础的职能原理、职能实现原理组成。     

论“法”的指代范围

概念是人们对反映对象的抽象，如果“反映对象”是不同的，则人们抽象出的概念的本质特征也就会截然不同；因此，要科学定义“法”这一概念，首先必须准确界定其所指代的事物范围。然而由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一些学者混淆种概念与属概念、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法律”与“法”相等同，以致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都未能科学界定“法”的指代范围。事实上，无论是从现实的语言习惯上看，还是从辨证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上分析，“法”都应是一个包括原始社会习惯法、阶级社会的法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规则”在内的属概念，而“法律”只能是“法”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阶级社会的“法”。     

契约式婚恋能走多远——浅论契约与婚恋

当今这个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爱情和婚姻已经被各种契约 ,公证书悄悄“入侵”。人们不由产生疑问 :商品经济时代的爱情真到了非“白纸黑字”来维系不可的地步吗 ?“签约式爱情”、“契约式婚姻”究竟能走多远 ?本文将契约的意义引入“婚恋”中 ,以揭示婚恋契约的无效性 ,着重探讨了当今社会婚恋契约的产生流行的法律根源 ,对婚姻法中的完善与缺陷提出意见。由此导出 ,对带有强烈伦理道德色彩的婚姻家庭关系 ,法律应当合理介入 ,找到一个法律与道德的最佳契合点 ,以更好地维护平等、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     

论法律规范判断

根据法律规范判断的特点，法律规范判断可分为简单法律规范判断和复合法律规范判断两大类。根据法律规范词，又把简单法律规范判断分为“应当型”、“禁止型”和“允许型”三种，把复合法律规范判断分为联言法律规范判断，选择法律规范判断和假言法律规范判断三种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Estoppel翻译探讨

Estoppel的翻译体现了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中华法系等几种法律文化的变迁、冲突和融合，是一种典型的跨文化活动。它可译成民诉中的“不许反悔”，刑诉中的“禁止翻供”和国际法中的“禁止反言”。Estoppel的翻译实践证明，将普通法术语引入国内法时，提高其“文化区分度”有利于实现翻译等值，取得最佳的翻译效果。     

从药家鑫案省思大学法律基础教育问题

大学为社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和健康素质，同时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药家鑫案的发生引发对中国大学法律基础教育的审思。重构大学法律基础教育，需尊重学科教育规律，呼唤法律启蒙、人性教育回归、健全大学生法律素质，以完成传授法律知识、培养大学生法律素质的教育使命。     

对韦伯法律观的批判与反批判——以实质理性为视角

马克斯.韦伯对于法律问题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比较研究却给其身后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个难题,即他所秉持的法律观究竟是什么?哈贝马斯以韦伯在其“支配社会学”中关于“法制型支配”的相关表述为切入点,确认韦伯所持的是实证法(反自然法)的法律观,进而从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法律观念与现实这一“外在视角”以及理性化这一“内在视角”对韦伯的法律观进行批判。然而,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本身即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了对上述批判的反批判。     

司法实践法律思维的缺失及其推进

法律是通过法律人的语言向公众语言的转化，才成为我们的被称为“法治”的生活方式的规则。对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而言，法律思维是伴随着法律职业化的进程出现的，同时也是一国法律职业成熟的标志。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培育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自身特有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是真正实现“法治”理想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现从对法律思维的界定入手，试图分析和解读法律思维的含义及其在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缺失的现状与危害，提出基于这种现状的解决措施。     

试论孔子“重德轻刑”法律思想

“重德轻刑”是孔子法律思想的宗旨，也是他治国方式的指导原则。研究孔子“重德轻刑”的德刑的关系，是全面认识孔子法律思想前提。文章以孔子“重德轻刑”法律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德刑关系的全面探析，以求进一步厘清孔子法律思想的实质。     

公务员实行统一工资制严防腐败

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是我国五十多年来干部人事管理方面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它的出台在干部人事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全法18章、107条，总括了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制度和各个主要环节，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法律关系内涵的生态化思考

“主、客二分”范式中的传统法律关系可以采“主体、行为二要素说”。“主客一体”范式中的生态法律关系既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注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生态关系，可采“生态三要素说”，即主体、客体（物）、行为。传统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起因和机制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生态法律关系是在法的调整作用和功能层面上思考问题的结果。由于思考问题的层面不同，两者并不矛盾。生态法律关系是传统法律关系的发展和补充，两者可以和谐共存。     

论个体法律主体建构的三重维度

主体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法律主体因而具足了理性的属性。法律主体的多层次性，为理解其内涵及其行为带来了复杂性。基于法律主体的理性本质，分析不同层面的法律主体的样态，这成为解读法律主体的一把钥匙。法律主体可从个体、社会及国家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是个体层面的法律主体。个体法律主体有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存在样态，作为法律和伦理的实体，三者的理性和“普遍性”呈递增之势，个体法律主体只有圆融于国家层面，成为“普遍伦理”的化身，才能去除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个体法律主体的特殊性及片面性，在“普遍伦理”的统摄下实现“我”与“他者”及“国家”的和谐，从而解决片面与普遍、理性与自由的矛盾，实现“能分使群”的人的现代价值，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法治中国建设。     

关于法律价值研究的几个问题

法律价值是法哲学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否定法律价值的客观存在,单纯从客体角度研究法律价值,混淆“法律价值”和“法律的作用”。本文立足价值哲学的视角,运用价值哲学的方法,认为法律价值的存在是法律价值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主体性进路是法律价值研究的主要方法,“法律价值”不同于“法律的作用”,法律价值的实现是法律主体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