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短论

高适唐朝从开国以來,一个多世紀的对外扩張,边地战爭生活給詩人提供了丰富的創作題材,因此湧現出大量的边塞诗。而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的詩人,則一致認为是高适和岑参。高适受过長期的貧困的折磨,有着接近人民的情感。对軍事生活的体驗非常深刻,因而表現在詩篇里的現实意义也就和其他詩人的作品迴然不同。他不是一般的歌頌或詛咒战爭,而是能夠从战地生活的客观現实中揭露其錯綜而复雜的民族矛盾和阶級矛盾之间的关系。顯示出政治上强烈的倾向性。如“燕歌行”就是最典型的一篇。     

目前杜詩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評“杜甫詩論”和“杜甫寫典型”

(一) 杜甫的詩是我們文学遺產的宝庫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目前研究它的人很多,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如馮至先生的“杜甫傳”一書就曾以比較謹嚴的态度介紹了杜甫及其作品。但是必須指出:目前对杜詩的研究还存在不少問題。表現得突出的是:在傅庚生先生的“杜甫詩論”一書(以下簡称詩論、上海文藝联合出版社1955年6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和馮文炳先生的“杜甫寫典型”(載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以下簡称学报——1956年第一期)一文中,貫穿着唯心主义观点、庸俗社会学傾向和虚无主义观点。本文試就这些問題,提出自己不成熟的意見。     

編者的話

論‘美是生活’一文,就美的概念有所論述。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决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人們关於美的概念曾有不同的理解。無產階級認为美就是生活,就是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人民的自由的生活。而生活的意義,對於資產階級來說就是‘利潤’的獲得,那末資產階级藝術家的活动,正如列寧所说‘不過是戴着假面具的對於钱袋的依賴’,他們所謂美也就是隋落而腐朽的東西。論‘美是生活’一文,對這些問题有所發揮。本期發表了三篇探討中国古典文学的作品:一篇是關於晚唐詩的研究。過去講晚唐詩的人,幾乎都以李商隱、杜牧和温庭筠等为主,許文雨     

有关“長恨歌”思想藝術的几个問題

白居易是我國古代富正义感热爱劳动人民詩人之一,他的詩既注重通俗化,而又富有感染力量。惟研究他集中詩歌,除“諷諭类”的“新乐府”等有所謂“首章标其目,卒章顯其志”。使讀者較易了然外,尽管它里面字句不艰深,不隱僻、而且为大众接受着,歌唱着,但其中心思想,究不能一一从字里行間明確地、全面地为人們所了解。即如当日万人爭唱噪極一时的“長恨歌”的主題思想,就尚在爭論中:有的認为孷髯l責荒淫誤國,釀乱殃民;有的認为重在歌頌明皇貴妃間坚貞孯坏陌?或則批判为提法矛盾;也有的提到是一个特     

再谈陶詩

前年我曾写过一篇关于陶詩的文章,題目是“談陶詩中的‘靜穆’”,發表在“文学遺产”第210期上。在那篇短文中,只講了一点我对陶詩中一部分被人視为“靜穆”的作品的理解。其他問題,本想另写一篇文章談談,但限于时间,一直未能动笔。后来,慢慢好象也就放弃了这个打算。最近,讀了許多同志討論陶詩的文章,其中不少的意見我是同意的,但有些地方和我的看法还不很一致。趁着大家还正在討論陶詩的这个机会,我想仍然把我的     

蔡琰“悲憤詩”本事質疑——读余冠英先生“論蔡琰的‘悲憤詩’”

蔡琰的五言“悲憤詩”見于范曄“后汉書”,前人曾怀疑它是伪托的,余先生在“論蔡琰的‘悲憤詩”一文中,对此作了細致的考証与論說,肯定了蔡琰的著作权,我們是同意余先生这个結論的,但关于余先生所談的蔡琰被擄本事(也就是“悲憤詩”的本事)觉得还有許多疑問,特提出来     

簡论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白居易是我们祖国一位偉大的詩人,已是众所熟知的事情;然而他同时是一位詩歌理論家,却沒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視和注意。白居易寫出那些热爱祖國、热爱人民的詩篇,固然是十分珍貴的,但他的诗歌理论也同样是我们祖国文化宝庫中的鑽石,直至今天,依然放射出它燦爛夺目的光輝。白居易寫出那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的詩篇,是和他有诗歌理論的指導分不开的。他的詩歌理論不僅指導了自己的創作,也指導了别人,在当时文壇發生極大的影响。白居易的詩歌理論是坚持現实主义的路线的,是具有坚强的战斗性的。他大胆地肯定現实主义的詩人和詩作,勇敢地批判文学事業中的不良傾向,和脫离生活的形式主义進行斗爭。他的詩歌理论也就是从斗爭中成長和發展起来的。     

反对“指名问供”的審判作风

一、“指名問供”的涵義及其表現形式 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的时候,某些偵查或審判工作人員,只根据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見,不分析案件的具体情况,只要求被告人或証人等按照自己的意圖承認某些事实或否認某些事实,以取得自己所需要的口供,藉以作出符合于自己主观估計的判断,这就是“指名問題”。其本質就是不愿意進行調查研究,主观臆断决定是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晋代陆机的《文賦》,是我国文艺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賦》中的重要論点,应当首先数到“緣情綺靡”一說。可是,“緣情綺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則問題就很多了。大約从唐代开始,人們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誤会、錯解。这种誤会、錯解,在詩坛上起了     

墨子的“兼爱”和实利思想

荀子說:“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又說:“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这两段話,把墨学的精义說到了,同时也把墨学的毛病說出来了。孔学自然是既精到又圓融广大,但忽視群众的文化水平,不从具体的实际問題着手;所标榜的“仁”,不能使人人都做到。墨子刚刚来补充孔子这一缺点,所以总是拿一般問題作出发点,来齐一群众的行动,向一个比較簡单、容易见功效的目标前进。墨学所談的,总是最普遍而又是最切要的实际問題,不十分作精細的分析。孔子的意思,先要教大家都做好人,然后才有好国家。墨子則訣为先要有一个好国家,然后每个人才有做好人的机会。孔学的出发点是家族,但要求每个人行为先有一定的准則,才能出现好家族。墨学的出发点是社会,先要把这个社会控制住了,善人才能畅行其善政。墨子的切要問題有三个,他名之为“三患”。这“三患”就是:     

曹操“短歌行”试解

最近在文学遺產上看到刘射先生評“乐府古詩”的文字,其中提到徐澄宇先生解釋短歌行一篇,說是曹操思念刘备之作。刘射先生認为这样解釋,沒有歷史根据,不合乎詩意。随后徐先生的反駁說:“从前人对这詩有多少推断和理証,我是有点根据的”。徐先生所根据的究竟是怎样的推断和理証,未敢悬揣。玆就我平时对此詩的理解,写了这篇試解,確当与否,自不敢必,愿意提供大家討論的参考。短歌行一篇,在我看來,是曹操詩歌里一篇最有代表性的“言志”之作。全詩的思想情感,是表現了他对于統一事業不能完成而生的憂郁,和虽未完成統一,并不灰心,仍要積極進取的豪迈心情。詩的主要思想,还在積極進取一面。这样說,是根     

读韦荘词

京兆社陵(现在陕西长安附近)的韦姓,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韦庄的远祖韦待价,是武后时的宰相。后来出过一位名詩人,就是韋庄的四世祖韋应物。韦庄是詞家又是詩人、他的詩集名浣花集(因为他晚年曾經在成都住过浣花溪上杜甫草堂的旧址),原本有廿卷、現在只存十卷,共有詩二百四十六首。合之后人所輯,也不滿四百首。据他的“乞采箋歌”“我有歌詩一千首”看来,該有不少的詩歌已經散佚了。他的詞全唐詩共收五十四闋,其中四十八闋是載于“花間集”的。在“花間集”里各作家中,韋庄詞数量之多,仅次于溫庭筠。以时代說,他是溫庭筠以后的一位重要作家;以作品风格說、却和温庭筠絕不相同。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我们和张启城的根本分歧

張启城認为:“在艺术的各个领域,无論是音乐、美术、文学……都毫无例外的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具有强烈阶級性的作品,阶級性比較薄弱的作品以及沒有阶級性的作品。”我們認为:作品中阶級性表現的形式或程度的不同,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特別是在古典作品中。但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們和張启城是有根本分歧的。張启城認为这是由于“作者表現的对象有所不同”的緣故:“有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阶級內容”,因而“其表現的作品也一定具有强烈的阶級性”;“另一类表現的对象如一般的离情別緒等及不包含任何阶級性的自然美”,描写这类“对象”的作品就“没有阶級性”或“阶級性此较薄弱”。对这一謬誤的說法,我們从下面四点来談: 一、作品的阶級性决不是由“作者表現的对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問題

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爭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問題,也就是通常說的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問題,历史学界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些同志認为:“农民战爭的动力作用,只有通过封建王朝的讓步政策才能表現出来”;“由于农民阶級是被統治阶級,不可能直接地对     

詩經“月出”篇的另一新解

自从高亨先生对于詩經“陈凤”“月出”篇提出新解以后,展开了热烈的討論,我已讀到了好几篇有关解釋問題的文章,各有各的看法与說法,意見还没有取得一致。詩經的研究,本是一件不很容易的工作。我以为只凭个人有限的学力,想一次把某一作品作出很全面很正確的解釋,是有困难的。最好根据各人研究所得的見解寫出來,平心靜气,实事求是地大家進行讨论,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诗的主題,“毛詩序”說它“刺好色也”,朱熹的“詩集傳”說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辞”,闻一多     

岑参詩是歌頌武功的嗎

盛唐詩人岑参的詩篇,不少人都認为他是“歌頌武功”的,如黃蘭坡先生便有这样的見解:岑参詩篇大都以边疆景物为題材,并且多半是在做安西節度判官时候作的,由于当吋唐帝國國力还較充实,他从軍远行,作詩歌頌武功。而陸侃如、馮沅君兩先生在他們合著的中國文学史稿中,更認为     

校点“皮子文藪”說明—兼論有关皮日体諸問题

一“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实主义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种散文,第十卷是詩歌。关于書的命名及編輯的經过,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寿州)东别墅,編次其文,复將贡于有司。发箧叢萃,繁如薮泽,因名其書曰文薮焉。”咸通丙戍,是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黄巢大起义的前十年。我們知道,唐代最重进士之科,但当时考試还沒有糊名的办法(試卷糊名始于宋真宗时),一个人及第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平素文名。为了取得公卿们的吹噓,当时举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     

美的本质疑析——兼与刘纲纪同志商榷

一刘纲纪同志在《关于马克思论美》一文中说:马克思说过:“劳动创造了美”。这在美学史上,是一个标志着美学的重大变革的命题。如果我们同意这个命题,那么要认清美的本质,就必须研究劳动的本质。而劳动的本质正在于它是人改造自然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所以,主张“劳动创造了美”的马克思无疑是以“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作为他对美的本质的认识的基础的。这段话把“劳动”作为研究美的出发点,实际上,“劳动创造美”的观点虽能解释一些审美现象,说明它有合理成份。但相当大量的审美现象却不是这个公式能说明的。就是说,它不能解释所有的审美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