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末,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略论文学史视野中的罗门现代诗创作

罗门是台湾现代诗坛及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的重要诗人。罗门的现代诗创作经历了早期的浪漫主义诗风模仿期、中期的现代主义诗风形成与固化期、晚期的试图超越现代主义诗风的"综合性创造期"三个阶段。罗门的诗在台湾及大陆诗坛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真正确立罗门在台湾现代诗坛乃至整个当代华语诗坛独特的文学史地位的,还归功于他在现代都市诗与战争诗创作领域的突出建树。     

评台湾叶维廉的诗论

作为台湾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的诗人、学者,叶维廉在从事诗歌创作时,还专注于诗文学理论的研究。从现象学到诠释学的运用,他不仅出入自如,而且能结合中国文学进行反思。他的"纯诗"、现代和后现代的诗论,在台湾诗坛具有广泛影响。     

岭南文化透镜中的清代广东诗歌──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

台湾文津出版社新近样行的大陆学者严明的《清代广东诗歌研究》，至少在两方面显示出引人注目的学术价值：一是首次完整地梳理了清代广东诗歌的发展流程；二是努力将这一地域性分体断代的文学置于岭南文化透镜中审视。就岭南诗歌史来看，尽管“开无贤相”张曲江标志了岭南诗歌真正崛起，但直到明代，岭南诗坛尚未取得颌顿中原诗坛的地位。岭南诗学的全面兴盛是在清代完成的。其标志有三：一、产生了一批任何文学通史都不能够“疏漏”的大家，从清初“岭南三大家”到清未“诗界革命运动”的领袖黄遵宪、梁启超等嗣响不绝；二、从明代以来主要…     

清代诗坛对严羽诗学的反拨

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的诗学观点经元到明影响深远。本文主要探讨清初诗坛如何反驳严羽的“以盛唐为师”、“以禅喻诗”的观点。作者认为,清代诗坛对严羽诗学的抨击、反拨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中肯、恰当。     

清代地域文学群体诗文交往动因及价值考察——以“毗陵七子”为例

清代文坛,地域文学群体数量多、分布广,其文学创作展示的强大实力,实际上奠定了清代文坛以地域性为主的格局。"毗陵七子"是地域文学群体中极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中洪亮吉、孙星衍、黄仲则等成员均名闻天下。该群体成员频繁进行诗文交往,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其交往诗文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士人形象,也扩大了群体在文坛的影响。审视该群体成员与清代诗坛主流诗派的广泛交游、持续唱和,可以促进我们对于清代诗坛四大流派内在相通之处的深入思考。     

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

清代计有67科会试曾以试帖诗作为考试内容之一,均由帝王钦命诗题。这些试帖诗题以经、史、子、集文献为出处,在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君王之事、选贤任人、道德修养、时事内容、时令时景几种类型,不仅反映了六代帝王各自的性格爱好,更能折射出当时的文学风尚、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风貌。从命题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分析,对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均不无裨益。     

现实的诗化展开: 战后台湾现代诗的生活美学

台湾现实主义诗潮于1970年代再次兴起,于诗坛外部而言是对当时台湾内外交困历史的反映,于诗坛内部而言,是对佶屈聱牙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反叛与纠偏.现实主义诗潮于台湾现代诗而言并不如现代主义诗潮"风起云涌",但作为一种潮流,却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战后台湾现代诗发展的两个重要线索与路向,且在互相对抗与学习中绞合出台湾现代诗的诗美盛宴.站在百年新诗发展的结点回望战后台湾现实主义诗潮的群体构成,追索与日据时期新诗的历史渊源,挖掘梳理其诗学维度、 审美视域,以及在1980年代的变化等,或有助于窥探台湾现代诗在历史、 政治、 民族、 文化等影响下生长变动的轨迹.     

试谈《儒林外史》中“科举功名”边缘的女性形象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其杰出的讽刺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形象.同时,在"科举功名"的边缘,又塑造了几个极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由此展示了清代科举制度下,那些无缘跻身功名富贵的清代女性真实而普通的生活,揭示了科举功名对她们所同样具有的伤害与影响.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塑造有了很大的开拓与发展,并对后世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

清代女性诗坛十分活跃和繁荣,涌现了四千余位女性诗人,这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庞大的诗人群体凸显出若干总体性特征,即地域性、家族化、伉俪诗缘、多孀居者和边缘性等。这些虽属外部特征,但对进一步考察清代诗歌及其作家群体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余光中性爱诗略论

本文结合余光中的评论分析了他的"性爱诗"的内容、类型和创作心态,并以近代以来中西爱情文学处理"情欲"的分野为文化背景,揭示了余光中"性爱诗"在当代诗坛的积极意义与特殊贡献.     

清代宗宋诗风的嬗变

清代诗坛的宗宋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有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明末清初宗宋诗风的形成,表征着对宋诗价值的重新认识;雍正乾隆时期的浙派和秀水派都致力于用宋诗美学理念来进行创作,欲再现宋诗之美;乾隆嘉庆时期的桐城诗派和肌理派标志着宋诗美学原则的新变和当代化;道光咸丰以后的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派标榜"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是清代诗坛学宋的结穴.     

沈德潜与乾隆诗学观的离合

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加之自身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其诗学观直接影响清廷诗教政策的确定。他高举"儒家诗教"的旗帜,以忠孝为旨归,树立风雅正则。沈德潜以重振儒家诗教为己任,恪守"温柔敦厚"的诗教准则。君臣际遇,两人诗学思想有着惊人的印合,乾隆找到了诗坛的代言人,使沈德潜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决裂。     

论中国西部诗群的审美追求

中国西部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是世界东方古老土地上最具中国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国西部诗群以表达坚忍不拔的生命意志和开拓精神,抒写着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和独特的艺术风采,以其特有的意境和格调影响着中国诗坛和世界诗坛,其审美追求是中国西部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四

本文拟从科举的角度来记取台湾近代文学的若干情况:作家的遭际、诗人的交往、文坛的风气、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台湾士子在日人据台前后的爱国事迹,等等.虽仅一鳞一爪,或可以知其概也.     

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酵母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时主要采取发放膏火、刊刻佳作、传看课卷、正附课（或内外课）升降等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措施成为鞭策生徒的酵母,大大激发生徒的研习积极性,在实现书院文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一些专门从事科举之文教育的书院又可借此来提高科举命中率从而扩大自身影响。由于奖惩措施优越性明显,因此它不仅存在于清代诸多书院的课试教育中．而且也被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所接受．     

"解严"后的台湾新诗理论批评

台湾社会由于政治的原因,诗坛的"大中国诗观"与彻底本土化的路线存在着严重分歧,这影响和分散了诗论家研究的精力.再加上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的背景,这使台湾有经典意义的诗学专著和诗评流派的诞生增加了重重困难.因此,它距出现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理论大师的时代仍然十分遥远.     

清代民问考评式结社述论

民间考评式结社是盛行于元、清两代的重要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紧密相关,同时也是科举文化作用的结果.即使清代统治者严令禁止文人结社,但这种结社形式仍然得以广泛传播,成为清代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民间考评式结社的流行不仅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文学发展,也填补了清代文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或科举不第的心理空缺.     

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