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     

鲁迅与“五四”时期捍卫文学革命战果的斗争

<正> 我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大贡献,不仅表现在以《狂人日记》等一系列内容与形式崭新的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以毫不调和的战斗姿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风暴;而且以高度的政治警惕与彻底的革命精神,在“五四”时期严密注视一切封建复古势力的反扑,坚守与扩大文学阵地,捍卫与发展文学革命成果,并清醒看待新文学阵营统一战线队伍中不坚定分子的分化,坚持将“五四”文学革命进行到底。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从文学改良到阵前叛变——剖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

一胡适在一九三五年,为了给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作一总审查”,他编了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在这个《建设理论集》里,共收了五十篇文章,而胡适自己的占了十九篇,这意思就是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方面,胡适个人的功绩占了总成绩的五分之二。而且,在这论集的卷首,以胡适自己的自傅“四十自述”中的一章——“逼上梁山”作为文学革命的“历史的引子”,竭力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胡适傅记中的一个部分,离开了胡适,就不可能产生文学革命运动。他在“导论”里更用了很大的力量来说服人们相信:胡适的自傅“逼上梁山”一章,“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它用“一些史料来记载一个思想产生的历史”,“这个思想……是许多个别的,个人的傅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他所以竭尽一切方法来渲染他个人对交学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无非是要使人承认:胡适在这个运动中的“友难”和领导的地位;同时也就是要人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上海的蓄势与北京的荣光

“文学革命”的蓄势和起点,与北京并无太大关联.五四文学革命的酝酿与发动,是上海时期《新青年》杂志的荣光,无论陈独秀鼓动的思想革命,还是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其雏形、基调在上海时期就已经奠定,北京时期不过加以扩大与深化而已.文学革命由小圈子内的讨论变成全国的舆论焦点,与“双簧信”事件有关,而这一事件是非常“海派”的.文学革命的先锋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和钱玄同,都是在上海起步的;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观念和富有审美冲击力的创作,大部分出自上海的作家.     

胡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在传统中国文学范式的现代转型中,胡适“首举义旗”的地位与功绩虽获众多学者的首肯,但对其文化内涵的诸方面的理解至今仍是模糊的,其性质也被作了必要的修正,特别在思维与观念形态上做的大量艰苦工作,仍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本文试图对胡适“现实主义”理论的细微辨析、对他在小说、诗歌、戏剧等方面的开创新贡献的阐发来确证胡适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奠基性的历史作用。     

试论周作人的新诗创作理论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这场文学运动由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共同组成的统一战线,对封建文学展开激烈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周作人就是这个统一战线之中一员。在“五四”时期,他与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一道,站在反封建的前列,高举起“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向着封建文化营垒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对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新诗的创作和理论研究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成为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非晚清文学“革命”运动否认论

1899—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接连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及戏剧改良等口号,倡导文学革命,并且引起普遍的响应。从总体上看,梁启超与其支持者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不仅尖锐地批判旧文学,强烈地要求建设新文学,而且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一代形式较为通俗新颖的、表现资产阶级意识和社会要求的文学作品。这些理论和作品为社会所广泛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