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诗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闻一多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的确,闻一多不但是杰出的爱国诗人,而且是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闻一多和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一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镌》。他们面对新诗中衰的现状,决心研究新诗的新格律和新音节。虽然在此之前,刘半农、陆志苇、钱玄同、周无     

试论闻一多的“三美”论

闻一多是我国杰出的爱国诗人。早在五四时代他就开始写新诗并关注着诗坛的动向。一九二二年,他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时曾写了一组新诗评论,对五四初期写实派自由诗那种浅露直抒的倾向深表不满。他提出“作诗永远是一个创造庄严地动作”,强调“幻想”和“感情”是诗的“两个重要的质素”。他还认为诗是一种美的艺术,     

心火发光,琼花凝香——论闻一多诗的艺术风格

闻一多先生的新诗有《红烛》和《死水》两个集子。《红烛》收集的是从一九二○年七月发表的第一首新诗《西岸》起,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写的《红豆篇》为止的作品,共一百零三首。《死水》收集的是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作品,共二十八首。《死水》是《红烛》的发展。从《红烛》中还看不出闻一多鲜明的创作特色,但在《死水》里则表现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闻一多对新诗发表了不少好的见解,他的诗作是这些理论实践的结晶。闻一多一生写的新诗不多,而能显示出鲜明特色的也只有二十多首。但诗贵精不贵多,这些作     

胡适新诗理论简论

我国的新诗和新诗理论都是从胡适开始的。他的新诗理论集中体现在1919年写的《谈新诗》一文中,也散见在评论、序言、通信中。尽管其理论并不系统,也欠深刻,但却代表了新诗开创初期的理论水平。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指出,胡适的诗歌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诗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这个评价是公正的。     

中国现代新诗的建设及深入拓展

一、新诗形式的营造及贡献———从《死水》和《再别康桥》看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形式尤其是新“格律诗”的贡献要了解《死水》和《再别康桥》的意义,我们需首先了解中国现代新诗历史上“新格律诗”的产生及其背景。从多种意义上来看,如有人所说,诗歌都是一种“在自由和限制之间寻找平衡的艺术”;从早期白话诗运动兴起时胡适所提倡的“诗体大解放”(从内容到语言形式都与“旧传统”决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胡适《谈新诗》),到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自由反叛诗歌,中国现代新诗在其…     

论《女神》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诗的“奠基石”——《女神》,出版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对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评价,可以说在评论家中间已不存在什么分歧。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女神》出版之后的第三年),闻一多先生就曾敏锐而中肯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然而,对于《女神》在民族形式方面的评价,即它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是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当年闻一多先生在高度评价《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他又严格地批评《女神》缺乏民族的色彩。他断言《女神》的“形式十分欧化”,     

论中国现代小诗

一小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一般认为,产生于“五四”之后不久,以冰心一九一九年冬天写作《繁星》为其开始的标志。一九二一年以后,写小诗的人逐渐多起来,小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发展;一段时间内风行诗坛,成为“新诗运动最早几年”中“最流行的诗”之一(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到一九二三年底,宗白华《流云小诗》出版,“小诗渐渐完事”(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晨夜诗庋·跋》

前不久,我发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晨夜诗庋》写的《跋》。这篇《跋》,似少为人知,不仅《闻一多全集》未收入,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传记、论著也未提及。众所周知,闻先生是一派诗宗。他影响、鼓励和帮助过一批青年诗人,彭丽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彭在《晨夜诗庋·后记》中说:“我在此尽忱谢谢闻先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帮助。”闻先生在《跋》中也说:“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晨夜诗庋》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时,闻先生虽然已停止创作,但他仍然作为这个诗集的发行人,使它得以问世(代售处是北平佩文书斋);还为它作了     

论闻一多的新诗

今年是闻一多先生诞生八十周年,又正逢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是新诗诞生的标志。这个时候,全面地研究闻一多的新诗,是对他的一个纪念。闻一多的新诗,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四人帮”的破坏。“四害”横行之日,江青窜到闻一多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光天化日之下,编顺口溜无耻地辱骂闻一多。那时候,谁争取过民主,就成了异端。因为“民主派=走资派”。就这样,为争取民主而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的革命烈士闻一多,竟然在九泉之下也受到株连。“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一直更深切地怀念闻一多。新诗的第一个十年间,出了八十二个诗集。闻一多占两个:《红烛》(1923年)和《死水》     

论朱自清的新诗

朱自清是现代著名散文家,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但长期以来,人们很少谈他的诗歌,他也未给自己编过一本诗集,这真是件憾事。 朱自清的新诗作品并不丰饶,而且多数作于青年时期,但他一生与新诗有不解之缘。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创作第一首题画诗《睡吧,小小的人》开始,他先后在《新潮》、《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诗》等报刊发表了六七十首诗作。一九二一年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第一本诗刊《诗》,由朱自清和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主办。一九二二年,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文学丛书之一《雪朝》,内收八位诗人作品,公推朱自清首席。后又编成诗、散文合集《踪迹》。此后,他潜心新诗理论研究,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诗论。《新诗杂话》一书是他研究成果的集萃。与此同时,他仍不断受诗兴趋遣,写出一些新诗。     

跟着时代超越诗坛——试论朱自清新诗的思想艺术成就

朱自清是五四以来的著名散文家,也是一位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从1919年2月创作《睡罢,小小的人》开始,到1946年写作《挽闻一多》止,朱自清共发表新诗50余首。这些诗主要写于1926年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大都收集在《雪朝》(与郑振铎等7人的合集)和《踪迹》中。朱自清的诗产生于新诗刚刚     

勇于打出挑衅的招牌——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多种原因分析

1926年5月,闻一多在北京《晨报副刊.诗镌》第七号发表了“断言新诗不久定要走进一个新的建设的时期”,并且“应该承认这在新诗的历史里是一个轩然大波”的诗学论文《诗的格律》。《诗的格律》的第一部分讨论“格律”的定义即“节奏”及“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第二部分解析诗     

论闻一多爱国诗

在中国新诗史上,闻一多先生的地位虽然难以超越郭沫若同志,但就爱国诗而论,则郭难以超越闻。这里,我想专就闻先生的爱国诗(不包括如《园内》、《南海之神》这样有爱国因素并不以爱国为主题的诗),作一探讨。一现在春又来了,我的诗料又来了。我将趁此多做些爱国思乡的诗.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①闻一多的爱国诗,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有的则写于“五卅”运动中。中国近代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解放前,我国留学生在国外常受歧视和轻蔑。闻一多在美国时,也耳闻目睹亲历过。在这种境遇中,在热血青年的心里,自然会激起重重爱国浪涛。加之他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从“五四”起,就将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     

闻一多新诗“诗质”论和“诗形”论的矛盾性

闻一多的新诗“时代精神论”和“新诗无边界论”的“诗质”论直指新诗本性,使新诗与旧诗相区别。是至今仍极有价值的论说。闻一多的“三美”论有相当强的“复古”意味,“音乐美”违背了白话内在的韵律特点,“绘画关”重走新诗初创期弱化诗质文白夹杂的老路,“建筑美”背离了新诗自由的天性。闻一多“三美”的“诗形”论是不成熟的理论建构,且与他的“诗质”论相冲突,这种欠缺和冲突,也恰恰反映了闻一多对新诗文体的深刻认知。     

评郭沫若“诗的本职专在抒情”的美学观

郭沫若不仅以其辉煌的诗篇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以其卓有见地的诗论为中国新诗美学的建立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诗论内容丰富,有着一以贯之的美学主张.一九三五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郭沫若)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     

"东方色彩"的自觉追求与建构--闻一多诗美实践与诗学理想再阐释

在中国新诗以“欧化”为“现代化”的转型期,闻一多因追求“东方色彩”而与时代主潮产生疏离。美国的新诗运动是促使闻一多审美潜意识中的“东方色彩”得以彰显的契机,但二者却有深刻的审美差异;尤其是进入现实语境后,“东方”更呈现出“他者化”色彩,闻一多以自己的诗歌构成对这一现实东方形象的逆向书写。就中国新诗发展的整体态势而言,闻一多这种偏向于“东方色彩”的诗美实践和诗学建构既有纠偏的一面,也呈现出自身的偏颇。     

诗的新生——读闻一多的诗和诗论的札记

一九三○年的冬天,闻一多在相当长的期间搁下诗笔之后,为诗人徐志摩先生誉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地发表了精心之作——《奇迹》.从此,就埋首故籍,不再写新诗了.这是一首充满怅惘、憧憬、企慕、艳羡、曲达圆妙辞句的诗(按:这些词语都是闻先生自己用的),他在向那些关心的朋友倾诉隐藏多年的心绪:     

试论闻一多关于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和实践

新诗的“绘画美”,是新诗艺术美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闻一多的理论和实践在新诗美学发展中具有开创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一一九二六年五月,在《诗的格律》这篇重要的新诗论文中,闻一多第一次使用了新诗“绘画美”这个概念。他把绘画美作为和音乐美、建筑美同等重要的诗歌美学要求提出来,他说: ……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这种认识,这种提法,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不过,《诗的格律》一文的论述重点是建筑美。对于“绘画美”,只肯定了它在三足鼎立的新诗美学中的独立地位,而沒有能进一步展开。新诗的这个重要美学课题,主要是由他的其     

试谈闻一多诗中的“廓线”和“布局”

诗画相通,古今中外均有学者论及。闻一多先生在《致闻家驷》中明确地说:“我学美术是为了帮助文学起见的。”果然,他既成为深有造诣的画家,又是个卓有成就的爱国诗人。他不但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倡导绘画美,同时,在自觉地将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引进诗歌领域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历来不少评论家对他诗中绘画美的特点作了不少论述,但多偏重于色彩方面,而对其诗的“廓线”和“布局”淡及甚少。闻一多在不少文章中多次借用“廓线”“布局”这些绘画艺术上常用的概念来谈诗的问题,这就明显地看出他对诗歌词藻描绘形象的要求不单指色彩要素,廓线和布局同样包括其中,它们是有机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