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鼓社”和“议榔”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鼓社”和“议榔”是本世纪50年代前尚残存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两种社会属性不同、产生时代各异的重要历史事物。它们都是绚烂多姿的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在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却各说纷纭有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笔者认为,弄清这两个事物及其相关的问题,对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从“三鼓”看苗族鼓舞的发展

鼓,有木鼓、铜鼓、皮鼓之分,习称三鼓.木鼓,古老神圣;铜鼓,庄严华丽;皮鼓,壮丽多彩.从三鼓的形态、打击,可以看到苗族鼓舞随着时代不断发展创新,以它独有的艺术魅力,独步中华舞林,发挥它永无止尽的光和热,继而成为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百花园中一朵艳丽的奇葩.     

《西行漫记》的出版与“复社”

一九三八年漂泊在上海“孤岛”的一群抗日救亡的知识分子,在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至今已有四十五周年了。《西行漫记》的大量印行,很快传遍全国与海外华侨居地,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对陕甘宁边区的向往,对中国共产党的景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由于《西行漫记》所起的历史作用,又因它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出版的,而署名为出版者的“复社”     

关于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与榔规的性质的几个问题

自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五期和《贵州民族研究》第四期发表了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的“三根支柱”》的文章以后,我省几个刊物陆续发表了这方面的几篇论文。这些文章除了所叙鼓社、议榔的组织活动概况基本相同外,其起源和是否是“习惯法”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一些文章认为:鼓社、议榔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一些文章则认为:起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制财产的时候。至于榔规榔约,有的认为:它便是苗族的“习惯法”;有的人则认为:它不能叫做“习惯法”,更不能当做法律规范加以论述。苗族鼓社、议榔究竟起源于何时比较符合史实?榔规榔约是否可以叫做“习惯法”、能否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由于历史原     

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这种事物     

上世纪初的“徽社”与《微音》月刊

以联络乡谊、研讨学术、改造社会为宗旨，《微音》月刊曾成为“我徽州人的喉舌”，对当时徽州新思想的孕育，新文化的传播影响深远。回顾历史，令人感奋，更促我辈倍加努力。 从知识产权视角，通过比较研究，汪道胜先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了新的阐述——我们欢迎这一类的文章。     

《桃花源记》与湘西苗族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包括诗,下同),前人曾作过许多研究,都认为《桃花源记》里所描绘的社会是空想的乌托邦。其实,《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幅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美好的社会生活图景,并非作者的凭空虚拟,也不是幻想的再创造,而是切切实实的当时居住在武陵地区的苗族社会的写真。     

《桃花源记》与武陵苗族

东晋诗人陶渊明名作《桃花源记》（以下简称《源记》）以异常优美的笔调给世人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然而,桃花源是子虚乌有还是实有其境,给人们留下了千古之谜。唐代诗人王维认为：桃花源是神仙境地,可望而不可期;韩愈则认为桃源理想荒唐无稽：“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理想诚荒唐。”;而王安石却认为桃源与现实社会根本不同：“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①苏轼则明确指出桃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桃源中人并非虚无缥缈的神…     

评《中国“打工诗歌”辑录与评点》

由何轩编著的《中国“打工诗歌”辑录与评点》（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标志着学界对“打工诗歌”的研究已经步人经典文本的细读与整理阶段。     

《中国“打工诗歌”辑录与评点》简介

何轩编著《中国“打工诗歌”辑录与评点》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该书以纯粹的民间立场和视野对纷繁复杂的打工诗歌文本进行辑录和评点,凸现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与诗歌的本真风貌。该书具有诗歌文献史价值和文学批评学价值,适合广大诗歌爱好者和大中学生鉴赏诗歌。     

《白鹿原》中田小娥的生存欲望

《白鹿原》中田小娥的形象,一直以来备受争议。有人认为她是一个荡妇,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性奴隶,也有人认为她是一个具有顽强抗争精神和积极生活态度的女性。实质上,田小娥是一个具有强烈地生存欲望的女性,她通过婚姻和肉体去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通过劳动和鬼魂附体的方式去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尊重,还突破伦理道德的约束去追求幸福爱情。     

“清官”的实质和《海瑞罢官》的“現实意义”

当前所进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討論,是思想战綫上的一场极其重要的論辯,它牵涉到一系列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本文中,我們拟就以下两个問題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首先,是关于“清官”的历史作用問題。“清官”是封建統治阶級的一員,而且是比貪官有远见、因而也是更能維护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的人;关于这一点,連吳晗同志也不否认。然而,吳晗同志等认为:正因为“清官”能为本阶級的根本利益着想,所以他們能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在历史上有其积极作用。《海瑞罢官》的說明中很明确地說:“海瑞是封     

再论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答李廷贵、酒素同志

我们在《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见《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以下称《问题》)文中,就苗族鼓社,议榔的起源和性质问题,谈了初步的看法。认为鼓社、议榔源于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本来意义的议榔不是习惯法,更不是法律。李廷贵、酒素同志《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载《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以下称《答文》)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这里,主要就《答文》的不同看法,谈一些认识,就教于李、酒二同志及各位读者。     

《夜莺颂》中的“消极感受力”思想及诗歌意象

约翰·济慈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领域的杰出代表,“消极感受力”是他提出的独特美学思想,对其诗歌创作实践影响颇大,具有巨大的阐释空间。文章主要论述了“消极感受力”思想产生的背景和成因,并以《夜莺颂》中的意象运用为范例,分析和探讨了“消极感受力”思想在本诗中的体现。     

浅析《窦娥冤》中窦娥的人物形象

《窦娥冤》是著名元杂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中国十大悲剧之一.剧中各色人物个性鲜明、生动形象,共同谱出了一曲令人心生愤慨无奈的悲歌.而窦娥作为本剧作的主人公,其形象是多元而立体的,整体基调是悲剧性的,具有十分丰富的层次性.     

“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实质

民主社会主义做为一种思想体系,目前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80年代末,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蔓延,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错误的看法。为了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糊涂认识,有必要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由来及实质作一简单评述。 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就出现了。1849年3月,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了“新山岳党”,马克思称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1863年拉萨尔领导建立了德国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     

“姓社”“姓资”与改革开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我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带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迅速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对此,全国人民是感到满意的。 面对这种新的喜人局面,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因在对外开放中看到中国和西方的某些差距,盲目地崇拜西方,迷信私有制,要求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是一种右的倾向。     

中国诗坛社与华南的新诗歌运动

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中国诗坛社是南中国最大的诗歌团体,它不但对华南的诗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过去,由于忽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人们对它缺乏系统的全面的了解,以至在解放前后出版的为数不少的新文学史著作和新诗研究专著中均未见提及。笔者最近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和访问工作,并对所得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现对这一社团的战斗历程、诗歌理论和作品成就,以及与华南新诗歌运动的关系等等,作一扼要的论述。     

清末热河东部地区的“金丹道教”起义

清末热河东部地区的“金丹道教”起义王世丽一、起义爆发前的社会历史背景有清一代，热河东部地区一直作为蒙古王公的采邑而被分封给各蒙古王、公、贝勒、贝子，任其自行治理，从而达到在北部边疆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天然屏藩的目的。为防止蒙古王公坐大，清政府又强行...     

论《中庸》的“中”与“和” 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

本文准备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庸》的“中”与“和”,一个是《大学》的“格物”与“致知”。“中”与“和”实际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格物”与“致知”讲的是知识来源问题。讲到工作方法问题,可以说有千万条,但是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条是“中”,一条是“和”。“中”在正常情况下应用,比较好懂,有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和”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就不大好懂,必须用许多话才能说明白。“中’与“和”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中卓有成效的两种工作方法,《中庸》一书举以示人,十分宝贵。可惜被朱熹作《四书注》给解释错了,迷惑后人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