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以捐税为中心

20世纪初年,由于清朝大张旗鼓地举办新政,使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动。一方面,国家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索取在加剧,控制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清政府把权力系统延伸至乡村社会的绅士,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开始直接接触。与此同时,农民不堪负担,不断掀起抗捐税斗争,给予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以沉重打击,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迅速紧张。紧密化和对立化在清末新政时期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矛盾的统一。     

国家权力、城市住宅与社会分层——以民国南京住宅建设为中心

1927年后,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随着模范首都建设工程的推展,城市住宅建设成为市政工程、更成为国家形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计划》对城市住宅进行了详细规划与分区,南京市政府随之开展大规模的城市住宅建设。住宅规格的高低决定了各区域的居民构成与社会分层,南京城市住宅空间的布局也随之由传统的以自然化分区为主,向以社会分层化为主的空间布局转型。显然,现代国家权力对城市空间的建设、控制与改造是极具深度的,它不仅影响到居民生活、城市形象,更影响到社会分层与空间转型,这是现代性的重要体现。     

中间群体: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

在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间群体。其产生,或源自天然,或应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之需,带有国家政权或乡村社会或兼具二者的秉性。其产生后,与国家政权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均展开互动,对二者的影响或强或弱,或协同或冲突,进而作用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演进。在互动中,有限的空间、独立的意志和自身的能力三者制约着中间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对中间层的分析可以丰富"国家-社会"理论范式。     

清代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湖北省交通碑刻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以清代湖北的交通事业为例,将清前期和中后期交通设施的经费和管理进行了对比,发现:清前期湖北交通设施的修建存在官民合作的模式。在这种官民合作的模式中,官府处于强势的地位。清中期以后,地方士绅在交通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地位也逐渐开始提高,但交通设施的兴建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管理上同样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完全摆脱官民合作的模式。这说明,整个清朝时期的社会并没能真正独立于国家之外而存在。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之冲突与整合——以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为考察中心

民国时期,国家职能向现代转型,国家政权在不断渗透扩张的过程中与不符合其体制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公共卫生是近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方面,站在“传统”对立面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与代表传统医学的社会有着“行政化”与“弥散”的冲突.被“制度化”的社会新旧杂然相陈,“刚性”的“制度化”无时无刻都处于社会“不抵抗”的抵抗之中.民国江西公共卫生建设体现了该特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由激烈到逐渐归复平静,最终的沉淀是双方控制与制约、渗透与制衡的整合.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地位新探——以思想形成史为中心的考察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具有重要而独立的学术价值。从思想形成史角度看,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源于对黑格尔国家有机体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正确地关注到现代世界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最根本问题,黑格尔诉诸外部力量,希望以国家统摄市民社会,使其不致分离,形成国家有机体思想。马克思则批判黑格尔“国家有机体”的神秘主义倾向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马克思从市民社会本身入手,认为社会本身就应当是有机体,并从要素、结构、动力等角度分析了一般性社会有机体和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未来社会有机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总体原则和实现根基,回应了现代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实践旨归。马克思以回应现代世界最根本问题为理论主题、以解密社会有机体为理论任务,取得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理论成果。     

治理技术的社会建构——以国家荣誉实践为例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技术,国家荣誉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功能。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事实,提供了分析国家荣誉实践的良好视角。国家荣誉是党和政府等权威性机构与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主体共同建构的。每一个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发挥不同性质的功能,追求各自的利益,这也使国家荣誉的治理功能得以实现。     

试论父母教育权与其他教育权的关系——以“孟母堂”事件为切入点

"孟母堂"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关注并重新解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关系。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国家教育权之间关系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儿童的最大利益,在合理行使父母教育权的同时,充分运用学校教育权与国家教育权,与公共教育体系达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从而促进父母教育权与学校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基于自主性的秩序构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以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变迁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管理的本质是构建以社会自主性为基础、社会自主与国家自主合作互动的社会秩序.我国在从全能型国家—总体性社会过渡为转型国家—分化性社会的过程中,社会过于依赖国家,社会自主性不足,国家又兼具自主性过度和不足的问题,难以较好协调经济和社会的矛盾.因此,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构社会自主性的基础;二是修正国家自主性过度与不足.国家应致力于建构创新的社会基础、民主形式、行政环境和组织条件,应把自身建设成为规范和规则的实践领域,形成社会管理组织化的秩序环境,同时应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坚持行政分权的改革,从基层汲取社会自治的正能量.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国家转型、中立性国家与社会稳定

中国正处在一个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家的转型,从经济领域起始,进入社会领域,最后坐实在政治领域.中国的国家转型,明显遭遇到国家偏执地提倡权力型治国理念、治国方略的阻碍.对于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来讲,国家应当呈现出一种超越完备的宗教、哲学与道德学说的中立性,从而具备整合国内多元文化价值偏好的个人与群体的政治观念与制度前提.对一个多元社会的稳定来讲,国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平等对待每一个体和所有群体,国家才能发挥出为社会解压、稳定秩序的强大作用.     

网络动员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免费午餐”为例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其背后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并达成合作,是网络动员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网络动员与传统动员不同,它是由意见领袖或普通网民发起的,为实现特定目的,通过各种动员方式和策略,促使网民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态度与期望,从而产生持续性的参与行为或其他预期行为的过程.“免费午餐”作为网络动员的代表案例,实现了引领国家行动、与国家展开合作等意义深远的成功动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动员在共意性运动的领域中具有可复制性,而在冲突性运动的领域中,还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问题.     

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

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要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应将国家发展战略重心转为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内容有:对经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体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建设、社会公平建设、社会秩序建设、社会福利建设等等。     

国家自主性的知识逻辑与研究视域——以国家回归理论为中心的分析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范式中,基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组织特质的差异而确立的国家相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回归理论在承接新马克思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国家是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组织实体,其行为活动依循自身的政治逻辑,而不是"社会冲突的舞台",也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普遍存在的国家自主性在社会政治结构中呈现出差异性的变动状态。斯考克波、诺德凌格尔等人在宏观结构和政策过程研究视域下对国家自主性展开具体分析,开放出国家中心理论范式的研究进路,从而实现对传统政治学在国家研究领域中哲学演绎知识传统的超越,开启了国家研究的政治科学化时代。     

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社会分层中的国家作用: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

改革以来,经济因素成为对中国社会分层作用日益巨大的影响因素,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国家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作用,即通过积极干预市场影响社会分层;二是直接通过社会政策影响社会分层。目前,处于转型期的政府要积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应该确保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应该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法治理论中国家悖论的法理反思——以市民社会理论为研究视角

本文以法治理论中的"国家悖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试图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对市民社会理论的分析,提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作为"国家悖论"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