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顺达 申纪兰故事片断

我从事农业和农村工作时间长，在著名劳模李顺达（已故）、申纪兰所在的西沟村下乡蹲点的次数多，对西沟的情况比较熟悉。顺达、纪兰同志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几十年如一日，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发展生产力，创建先进文化阵地，为广大干部群众谋利益，办实事、办好事等方面有许多故事。下面记述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断：一心为大伙李顺达同志１９３８年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关怀培养下，他始终和周围的穷哥们团结战斗在一起，与大伙共同谋福利。１９４４年，李顺达带头办起了太行山上的第一个互助组。仅两年时间，就提高了生产…     

李顺达和毛泽东的不解情缘（下）

1951年6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发新华社播发的《李顺达建议山西农民捐献飞机两架》的倡议。一场轰轰烈烈的努力增加生产,抗美援朝,爱国捐献活动在中国农民中开展起来。9月,李顺达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特邀各界代表一起吃饭。和毛主席同桌吃饭的有农民、工人、军烈属、     

我心目中的父亲——李顺达

去年是父亲李顺达诞辰88周年、逝世20周年。为追忆父亲在新中国诞生前后,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农业战线上作出的杰出贡献,继承发扬他爱国奉献、求真实干的大无畏精神,在长治市委宣传部以及父亲生前部分老领导、老同志的帮助支持下,由原新华分社社长马明等几位老同志、老前辈与我们一起组织编写了《太行劲松——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一书,于十六大前夕出版。这篇文章就是该书中的部分内容,以此作为纪念父亲的一份礼物。     

新中国第一代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

李顺达,1915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林县东山底村,15岁随母举家逃荒到山西平顺县西沟村落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带头在全国较早地建立了由6户农民参加的     

爱国丰产 金星奖章获得者——李顺达

李顺达曾在全国有限高的知名度，他是中共第八、九、十代表，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他所在的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在中国地图上，     

劳动英雄 爱国典范——回忆父亲李顺达

我们的父亲李顺达,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他1938年入党,一生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在农业生产中争当英雄,在爱国战线上树立典范,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今年是父亲逝世15周年,我们仅将他在建国初期发起爱国丰产竞赛运动,支援抗美援朝的主要事迹整理成篇,以寄托哀思激励后人。 爱国丰产竞赛成绩突出 荣获金星奖章全国学习 早在1943年,父亲李顺达就积极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在西沟村组织起太行山第一个由6户农民组成的互助组。并在短期内取得突出成绩,曾两次荣获太行区一     

退耕还林工程中的“国家——村庄”关系纠葛

退耕还林工程本来是一个村庄、个体农民和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完全可以实现多方共赢的项目,但仍在一些地方仍然遭遇了失败。失败的直接原因可以归结到政府的监管不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在基层治理中未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使得国家工程遭遇了村庄共同体的不当抵制与忽视。国家的基层治理应重视村庄的共同体性质,尽力避免村庄共同体的合作产生消极结果。同时,基层权力部门应该挖掘村庄共同体的潜在价值,扶持村庄共同体的组织建设,构建国家政权与村庄之间良性的关系。     

李顺达和毛泽东旳不解情缘(上)简

一个从河南林州逃荒要饭至山西平顺西沟村的穷苦农民,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这人就是名闻太行乃至全国的英模李顺达。     

土地调整与村庄政治的演化逻辑

基于农村土地内在的资源属性、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土地调整不仅是集体产权的更新实践,而且也是村庄政治的生产实践。在土地调整过程中,组织动员、矛盾激活和“结平衡账”的辩证过程赋予了村庄自主化解矛盾和达成秩序的能力,村庄政治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进而形成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但是,以“确权”为导向的国家地权调控否定了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空间,逐渐侵蚀了村庄政治内核,村庄政治塌陷,村庄内部大量矛盾通过“上访”问题化。村庄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渐趋失衡,基层治理陷入深层困境。因此,村庄政治是村民自治和基层善治的基础,找回村庄政治的关键,是重塑集体调整土地的权能,完善集体土地制度。     

感受申纪兰

或许是出生在农村的缘故,李顺达、申纪兰和西沟村,在我儿时的脑海里即留下启蒙的烙印。随着时光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尤其是长期在吕梁山区工作,这种烙印愈益深刻,愈益浓重。近十多年来,我有幸与申纪兰同志几次近距离接触,她那心系群众的公仆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更给我以切身的感受,现身的教育。     

闪闪的“金星”——记拓荒创业的平顺离休干部刘科岐

太行山，富有传奇色彩的山峦。60年前，李顺达率领28户农民组成农林牧合作社，战穷山斗恶水，被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毛主席题词“金星英雄”，轰动一时，成为全国著名劳模。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村庄水利中的用水规则及其实践基础

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逐渐退出乡村水利的直接供给,乡村水利的供给水平与特定区域村庄的关联性便凸显出来。新庄村因其特有的用水规则、村庄权威和传统资源,而建构了村庄自主解决灌溉问题的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村改居”类村庄共同体的嬗变与重塑

村庄共同体是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社会结构,它依循农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逻辑而展开,学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权力-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研究范式。改革开放以来,“村改居”的中国城镇化及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使得村庄共同体呈现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利益格局由分化趋向整合,权力配置由国家向社会倾斜,传统价值认同由强劲向式微转化。在中国城镇化实践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村改居”类村庄要实现生活进城、文化还乡,就需要根据国家倡导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治理战略,撷取城与乡的各自优势,科学构建利益关系协调机制,把集体经济的蛋糕做大分好,重塑村庄共同体的经济秩序;推动形成“三治”融合治理格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传承弘扬村庄传统文化,激活村庄集体记忆,重塑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秩序。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忠实之后：译者责任的皈依

翻译素有“忠实”之说,而译文忠实之后存在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译文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指向译文忠实的背后、背景或基础之根本问题;译文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指 向译文实现忠实的效果后,在时间上或在次序上走向顺达或文雅或顺达与文雅的过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之后的皈依,它调和了译文忠实之后的时空关系,使翻译回归沟通交流 之本意。     

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基于L乡和N镇的村庄调研

第一书记制度是国家在贫困治理领域的重要制度实践,并将继续在乡村振兴中提供助力。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L乡和江西省N镇的村庄调研,总结出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书记与村两委的关系有三种类型:包办代替型、辅助合作型、独立松散型,村庄层面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基础、个体层面的政治追求与影响网络、政府层面的村庄定位与资源配置三者共同构成第一书记与村两委关系类型的形成机制。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的结合,是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无缝隙对接的关键,第一书记工作重心向村庄组织建设的回归尤为重要。     

“项目跑步机”上的村庄发展:自主性与可持续性探析

项目是国家涉农政策落实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要全面理解项目对基层社会产生的影响，就需要针对项目过程开展细致的实践分析。本研究基于对调研村庄相关项目的分析发现，外部化与标准化的发展规划、项目资源分配中的重点村偏好、项目评价中的简单化与数量化、项目包装与景观化呈现等均偏离了村庄发展本应追求的村庄整体改善与农民福祉。其结果是，大多数农民不但未能从中获得公平的利益，甚至还要承担产业损失与环境破坏后果，村庄成为项目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展演地。持续的项目实践形成了一整套与项目有关的话语和逻辑，并逐渐内化为村庄发展管理与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项目思维；众多村庄对项目资源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身不由己地踏上“项目跑步机”,村庄发展的自主性与可持续性堪忧。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着力保障村庄公平的发展机会和自主行动空间，提升村庄自主发展创新能力，引导发展项目以公平公正与可持续的村庄发展为目标；注重在项目过程中充分纳入农民视角，在持续的项目互动过程中激发农民主体性和村庄自主性；在项目内容、形式、参与主体、评价体系等方面更好地实践多元性、多样性与包容性发展理念。     

经营型治理：新发展阶段乡村振兴中村庄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关中西部石头坡村的个案分析

乡村振兴中所演化出来的经营型治理逐渐成为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村庄治理中的一种有效模式。以关中西部一个村庄的个案为研究对象，从乡村经济-政治二维视角出发探析了经营型治理的基本特征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所演化的逻辑转向。研究发现，村庄治理中的人才带动、公司化运作、国家政策的事中支持和针对乡村发展的阶段性任务转向共同形塑经营型治理的村庄治理格局。这种经营型治理对中国的乡村治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经济型能人成为村庄的治理主体，经济型治理手段成为村庄的治理方式，经济与政治的互相嵌入成为村庄治理的机制，村庄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