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柯生命权力中的人口概念

福柯政治哲学视权力为一种历经复杂谱系,以真理为支撑条件的动态机制。生命权力是福柯关于西方现代权力机制分析的重要内容,就其诞生的谱系而言,它是权力机制由18世纪西方社会传统统治权模式向重农主义治理术转变的结果;而其真理性条件为:人口作为生物学存在的"自然性"。人口"自然性"作为一个具有实体性意义的可分析场域取代了以君主意志和利益为核心的统治权结构。以人口"自然性"治理人口成为生命权力的权力理性。自此权力得以深入干预人口活动,更得以以生物学模式处理人口整体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重新将人口问题置于对权力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中,避免由生物学思维模式产生的政治暴力,是福柯权力理论之于当代政治实践的理论价值所在。     

福柯的生命政治

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生命政治视野下,个人－生命与人口－生命成为政治管理的对象,人口问题在18世纪日显突出,事关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着生命进入历史、政治和政治技术领域,生命获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福柯站在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探索关于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进而区分了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须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语境,即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充分运用了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谓“想象共同体”的成员,与生命政治叠合而成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们所称呼的“生命政治人”。     

为什么生命政治行不通——对生命政治的崛起、繁荣与困境的再思考

生命政治全面推行以来，西方现代化不仅未能延续其繁荣，而且越发陷入困境。历史地看，生命政治因人口治理而崛起，因新自由主义而繁荣，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然而批判性地讲，尽管生命政治发展为人口学、例外状态、经济治理与数字生命政治等形式，但这不仅没有给予个体更多人权与自由，也没有产生通往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这表明生命政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行不通，所以不能走其西方现代化老路，而要走人民至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新路，这是研究生命政治的当代价值所在。     

小事情和细节支配:资本主义规训的微观控制论——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

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策略.资产阶级通过纪律的规训,实现了对空间的分区等级化处理,对生命活动的持续性微观控制,对社会进步和个人创生的建构,对力量以一种新的方式的整合.这种资产阶级政治的细节本体论迥异于传统权力运行的宏观对象化,其强制力虽隐形却强大无比,生存其中的生命个体去留随心的“自然状态”也只是流于表象.     

管治:从身体到人口——福柯管治思想探究

权力关系的详尽阐发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管治作为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旨在维持国内秩序和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关系。管治以针对身体的戒律为手段,以具有连续细密监视特征的全景敞视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等中的各式人群都实施了注重细节的政治解剖,造就驯服的个体,谋求国家的强盛。然而,18世纪的重农主义却对管治实践及其权力机制的运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随之崛起的自由主义这一新的治理技艺把人口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对国家功能作了重新定位。其实,无论是身体的管治,还是人口的管治,都必须解决同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和放任自由何者或两者之间的何种关系更能适应特定国家之特定时期的治理实践。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

政治是产生和运行于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的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根本利益的特定行为方式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自从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形态之后,便出现了政党政治。政党通过掌握政权或影响政府、控制议会、制定政策、操纵选举、影响舆论等各种方式来实现对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进而实现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各资本集团往往通过其所掌握的财富的巨大力量来控制政党从而控制政治权力及其分配。这样,政党政治便成为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模式。政党政治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政治运行的需要。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政治权力再分配的主要形式的政治竞争,如果没有汇集了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精英的政党的有组织的参与,是无法顺利进行的。而政党在参与政治竞争的过程中,也就将其在长期政治     

论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西方的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人的解放理论诉求中破坏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设。然而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否定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的合法性。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议制是人民主权与受托的公共权力的关系,因此以公共权力保证人民统治权利的实现,以公共性为逻辑起点建构公共权力的法治与德治的治理体系,以为人民服务的信任检核和制度伦理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建构图式。     

生命的自主极性运动：论福柯“治理术”概念中的康吉莱姆生命哲学意蕴

晚期福柯思考的重心从知识、权力转向了生命问题,其视角也从"知识-权力"与生命的外在关系转移到了生命自身的内在性之中。这一视角的转变则集中体现在他对"治理术"概念的定义变化上。首先,他将治理术定义为一种对生命进行规范化处理的技术总体,通过对生命自然的自主极性运动的人工性模仿,来实现对生命总体的治理和调整,是"权力-生命"的关系总和。继而,他将治理术定义为生命自身为了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自身的一种实践及规范化过程,将外在的权力二元关系整合为内在的生命一元关系。而这一思路的转变又与康吉莱姆生命哲学对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技术、生命与治理——面向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学

在传统的批判理论视域下,技术一直作为生命的对立面而被审视,分子生命政治和监控资本主义将批判矛头指向技术,认为权力会利用技术将生命政治学变成生命经济学,实现对生命的资本剥削与监控。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生命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而技术对生命也发挥着一定的建构作用,技术与生命的关系由绝对的二元对立走向了联合共存。斯蒂格勒认为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技术性存在,这也进一步指明技术与生命的联系是内生性的,而非绝对的对立。所以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超脱于生命的生物性存在与政治性存在,承认生命的技术性存在,将技术作为思考生命政治治理的重要因素。这样才能将以权力批判为主导的生命政治,转向以建构性为特征的智能生命政治,从而为生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     

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及其美学进路——以阿甘本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作家,阿甘本以"装置"思考生命权力对个体感觉方式的钝化问题,推动了当代批判理论经由生命政治、感觉政治转向审美政治,感觉及其意义的社会发生机制是审美政治的深层逻辑.阿甘本以贴近生活形式的潜在性感知推动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转向,审美政治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语境,赋予审美参与并改写社会实践的现实介入性.当代批判理论下沉于生命基底之处的感觉方式,其审美介入性在权力治理等议题上具有激进的理论锋芒.     

人口权力范式与当代非传统安全

人口权力范式分为强制性人口权力范式、制度性人口权力范式、结构性人口权力范式和生产性人口权力范式,从权力作用所依赖的社会关系看,第一种范式又可称为内生性人口权力范式,后三种范式又可称为外生性人口权力范式。内生性人口权力范式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发生于既有的国际行为体间的关系之中,而外生性人口权力范式所包含的权力作用进程与行为体间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同步发生的。国际政治实践证明,强制性人口权力以大国人口安全建构为中间进程进一步影响着国际权势转移,结构性人口权力以激发人口安全困境为中间进程成为国际冲突的诱因之一,制度性人口权力和生产性人口权力则以安全概念建构与安全话语规制为中间进程影响着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     

马克思与生命政治学的奠基

生命政治学旨在揭示"现代人"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中的境况,而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立生产关系范式,为认识现代社会的权力关系的历史本质提供了理论平台和阐释机制。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范式贯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系统揭示了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生命控制、权力干预于一体的本质,从而表明了生命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的权力,生命权力逻辑背后是资本逻辑。马克思对生命政治与资本逻辑之内在联系的揭示同时表明,生命政治学批判只有立足于资本生产关系批判才是有效的,而这一批判之要在于,通过系统揭示资本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境,以暴露资本的自我否定性,同时辅之以革命的颠覆行动。     

政治文化人格的深度提示——评李春平的两部中篇小说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将权力作为审视对象,透视当代中国官场中某些人的政治文化人格.这集中体现在其<我男人是县长>和<享受权力>两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面.运用情境反讽揭示了政治生活中两种权力意识.     

美国联邦体制确立原因初探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根据宪法划分权力治理国家的二元制的联邦体制确立的原因,其一美国早期殖民地的生活经历是联邦体制确定的温床;其二美国资产阶级在联邦时期进行的主权在州的民主政治实验是联邦体制确立的桥梁,其三由邦联向联邦过渡是美国历史的必然。联邦制,是适应美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它的确立是历史的必然。     

坚持党的领导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何包钢同志商榷

何包钢同志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3期上发表了《中国权力观的转变与政治民主化》一文,着重论述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质和主要内容。他说:“从权力角度来看,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质在于:权力合法性建立在人民普选的基础之上;权力结构的多元化、制衡性、竞争性;权力操作和分配的合理化、制度化。这是极权政治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在此,何文既没有分析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也没有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系,而把权力结构的多元化作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质和核心内容。这就涉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还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搞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那一套?     

“三反五反”运动再考察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党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目前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从中共反腐败这一角度进行的,认为这一运动惩治了干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其实,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为切入点,就不难看出,通过该运动,改变了中共对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开始把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对资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我国大学内部权力的共生与调适——兼论浙江树人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校要和谐,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必须有效协调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管理权力这四种权力的关系.浙江树人大学"一元制"的权力结构、统一高效的决策机制、高度融合的管理机构、凸显学术的治校原则以及民主完善的内部监管机制,初步构建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了学校又好又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