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演进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00—2012年吉林省城市化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二者间的协调度、协调发展度的演进规律,以期为协调吉林省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数字经济、健康产业与生态环境质量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LM检验、Hausma检验和LR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和偏微分法,研究数字经济、健康产业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生态环境质量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在时间维度上存在持续性;数字经济能促进本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但溢出效应不明显;健康产业抑制本地和相邻省份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数字经济与健康产业能够协同促进本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统计测算

文章借鉴“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自然环境、能源消耗、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共20个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从1991～201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压力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生态环境质量状态和响应综合指数呈下降趋势,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这说明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也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的不断增加,对生存环境要求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衡,当前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出现不断恶化的形势.     

中国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赋能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选取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使用纵向拉开档次法、等距离划分法及TOPSIS模型对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为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研究结果显示：2005—2021年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增速显著,生态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成效;分维度来看,生态发展效益指数最高,生态投资次之,生态产出再次,生态环境水平增速相对缓慢。据此提出加大生态经济投资力度、提高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方式、强化生态效益发展根基的建议。     

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变迁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新疆为例

以生态脆弱的新疆为典型研究区域,选取1995-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新疆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动态影响。研究指出,＂九五＂以来,新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稳中有升。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变化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总体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度化是优化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     

大气生态安全障碍因子诊断及其共治研究——基于物流碳排压力

大气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对全球气候安全造成严重胁迫,产业经济的去碳化发展刻不容缓。以物流产业为例,借助PSR模型构建物流碳排压力下大气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投影寻踪模型对2005—2014年中国内地30省域大气生态安全值核算分析,并针对PSR模型指标探索大气生态安全可行路径,结果显示: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前提下,2014年中国内地30省域大气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总体良好、区域间相差较大现状;在投影寻踪模型分析下,"状态"对各省域物流碳排压力下大气生态安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响应",最后是"压力";物流碳排与大气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为物流产业及大气生态安全水平低下现状,其次为人类生态保护的响应措施落后。     

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8年面板数据为例，研究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发展状态。结果显示：我国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金融水平在波动中上升但发展相对滞后。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度发展较平稳，处于拮抗阶段，西部地区耦合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上升，由中度失调阶段过渡到轻度失调阶段。地区差异方面呈现东部最大、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地区较小的状态。总的来说，我国生态城镇化与绿色金融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基层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基本得到控制，局部地区环境质量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匮乏，环境容量小，加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长期累积效应，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有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还十分突出，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基层环保工作存在诸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从全国视角与分区域视角全面估测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大多数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处于明显非有效但易提升阶段;东部、西部、中部三大地区技术进步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均为负,银行集中度以及政府金融集权度对全国的影响和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影响一致,且均为正向影响。     

数字经济、就业与劳动收入份额动态关系的实证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从全国和区域层面探究数字经济、就业（用失业率衡量）与劳动收入份额间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三者间存在联动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一方面，数字经济有助于提高整体就业，但其实际效果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在东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呈现抑制作用。此外，失业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负向关联，二者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说明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对数字经济的反馈作用甚微。     

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毕节地区的一项长久工程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总书记在2000年3月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实施好,必须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中央之所以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紧迫任务和重要内容,是根据我国目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从战略高度提出的。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地区,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西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已不堪重负,甚至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央在西部大开发中每年将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生态治理,并着力调整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能否在西部大开发中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同步跟进,可以说是衡量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实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应是西 地区的贵州省和毕节地区的一项长久工程。     

基于PSR模型的中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农业生态安全作为中国粮食和生态"双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PSR模型建立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泰尔指数对1998—2018年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结合障碍度模型对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研究表明:1998—2018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呈显著上升态势,由较不安全等级向较安全等级转变,但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水平空间分异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衡,呈"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影响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为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农膜施用强度、城镇化水平和复种指数,2018年障碍度分别为12.1%、8.2%、13.4%、17.9%、14.4%;从长远看,生态压力准则层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阻碍作用持续增强,生态状态准则层和生态响应准则层对农业生态安全的阻碍作用持续减弱。在未来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要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构建施肥、施药、施膜安全体系,切实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评价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9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并且存在指标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双重异质性。首先,长江经济带生态宜居与产业兴旺得分相对较高,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得分紧随其后,而治理有效得分相对较低;其次,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梯度递减的分布格局,即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低;最后,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农村教育水平与财政支农水平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企业环境绩效评价

1企业环境绩效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环境绩效指人们在防治环境污染、减少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企业环境绩效即是通过约束或调整企业行为,控制企业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并取得积极的成果:一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包括污染物排放水平、环境质量达标、环境资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实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DPSIR模型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五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各地区收敛状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状态,其中,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但增速最快;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不断缩小,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异最为明显,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地区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具有不同的α收敛、β收敛特征。     

中国耕地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采用了Dagum基尼系数与非参数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中国1997-2013年耕地生产率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演变态势,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耕地生产率发展水平在地区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并且地区差异呈增大趋势;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子群分解方法对中国耕地生产率发展水平进行了地区分解,结果显示地区间差距对地区差异贡献率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演变态势,地区内差距贡献率变化几乎不明显,而超变密度贡献率则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态势.核密度估计表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耕地生产率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态势,总体呈扩大态势.     

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

文章立足2016—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泰尔指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和莫兰指数法测度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研究发现：研究期内，中国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逐年递增态势，但四大地区和五大经济带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差异依次来源于地区间差异、地区内差异；在空间层面，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及“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依次递减趋势，且在大部分地区内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由此，应扩大数字供应链金融规模、改善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结构、提升数字供应链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优化数字供应链金融发展环境，以此赋能数字供应链金融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关系的实证检验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6—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虽然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但仍需要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多方面协调发展。第二,新型城镇化水平对社会保障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同时经济水平、地区老年抚养比和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地区社会保障水平。     

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动看工业生产模式的选择

本文以经济发展对环境影响为主线,纵观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动情况,分析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如何提高环境质量;利用我国近20年相关资料,分析我国工业化进程与环境质量变化的依存关系,提出了经济-环境"双赢"的工业生产模式.     

空间生态责任视角下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测度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首先从创新驱动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生态环境质量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测度框架,并刻画不同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将空间生态责任纳入高质量发展测度框架,引入基于背景差异的测度方法,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从而矫正了因不同地区承担的生态保护责任差异而对发展质量的约束效应,客观展示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真实面貌。研究显示：不考虑空间生态责任时,区域高质量发展排名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考虑空间生态责任后,东部与东北地区相比并无优势,中部地区发展质量明显低于西部地区。在省际层面,考虑空间生态责任后83%的省份排名发生了变化,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例高的省份其排名上升较快,青海、甘肃变化最大,说明各省的生态功能显著地影响了发展质量。依据两种测度结果及其变化情况,将全国分为限制开发、转型开发、适度开发、重点开发和控制开发区域,以赋予其差异化的开发策略。研究结果还显示,考虑空间生态责任的测度方法降低了各省之间的异质性,使得结果更为客观、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