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论略

道家思想对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体现出来的。庄子的“言不尽意”论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对语言，作为达“道”的工具的局限性有着充分的认识；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则进一步指出：对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不仅要摆脱言、象的牢笼和陷阱，而且还要诉诸“忘言”、“忘象”的内心体验。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和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共同影响和铸成了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得意忘言”的诗性阐释方式。     

中国诗学中的言意关系论

言意关系问题，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理论依据。     

道家之“德”的生命论意蕴

“德”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古代一般文献中主要是一个伦理学范畴.道家所谓“德”虽然也具有伦理学含义,但主要是一个哲学范畴.道家之“德”深具生命论意蕴,其根本内涵是万物和人从生命终极根源“道”那里获得的生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命内在本质和个性特征,“道”是生命形成的潜在力量和终极根源,“德”则是生命得以形成的现实根据.对“德”的这种理解在道家代表性著作《老子》、《庄子》、《淮南子》中均有充分体现,由此形成了道家别具一格的德论思想传统,并以其不同于其他诸子的德论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     

略论道家的形上学思想

略论道家的形上学思想朱晓鹏在哲学史上，试图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和发展原理作出哲学的解释，以探求多样性世界的共同的、终级性的基础，这就是大多数哲学都共有的形上学追求。道家哲学也不例外，其提出的“道论”就是一种重要的形上学建构模式。一、老子的道论开创了中国...     

《道德经》内蕴的文章本体理论

《道德经》作为中华第一部个人学术专著，既是哲学圣典、道家首典，又是文章宝典、文章学元典。它不但包含老子的文章写作论和文章阅读论，而且内蕴丰厚的文章本体理论基因：“文原于道、文以明道”的文道观，“道法天地、文法自然”的文法观，“疾伪存真、言而有宗”的文质观，“言可表意、言不尽意”的言意观，“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形神观，“‘无为’思维、辩证否定”的文思观，“言之有德、积德治文”的文德观．“关在真善、关在科学”的文美观。     

“意象”论的哲学底蕴

中国古代美学“意象”论是一个文化与哲学意蕴的范畴,经历了“物象”、“法象”、“形象”、“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的发展与变化过程。其本体是“道”,构成形态是“天人合一”,认知基础是“言不尽意”,与“立象以尽意”审美心理与观照方式是“玄鉴”、“神思”。     

论《文心雕龙》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改造

《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思想体系的建构过程一直是“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刘勰的文学思想立足于儒家，同时兼收并蓄，吸纳了子学中的思想精华，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先秦时期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对刘勰浸润至深，为刘勰建构文学批评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刘勰的文学本质论、创作论与审美论背后都有对老庄思想的吸收，刘勰在“折衷”的学术态度之下，对道家思想进行了转化与改造，从而拓展了其文学思想的哲学深度。从子学的视域下重新梳理刘勰与道家思想的关系，不仅能够让我们看清刘勰思想的理论谱系，也能重估道家思想在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价值。     

诗歌语言的指称与非指称——中国诗学语言向度的理论评述之一

1 古典诗学对语言的关注起源于魏晋时期盛极一时的“言意之辨”。作为一种历史的现象,“言意之辨”的实质远远超出了它的字面意义。宽泛地说,“言意之辨’不仅蕴含了语言表达能力论辨,更是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哲学方法。由于后者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我们讨论的重点将不得不缩小到前一问题的范围。关于言意的关系.魏晋时期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是针对言不尽意论而提出的,其代表是西晋的欧阳建。《艺文类聚》一九《人部》三《言语》保留     

寄言出意 得意忘言——从言意关系透视艺术精神

言意关系问题的提出,特别是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之说,对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魏晋以后,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说被直接引入了文学理论,形成了古代文论注重“言外之意”的文学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哲学上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庄子言意之辩

关于“言意之辩”，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分为两种观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庄子主张“言不尽意”。认为“言”只是会“意”的工具；他通过“得意忘言”的方式解决了“言”与“意”之间存在的矛盾。庄子的“言不尽意”论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颇为深远，开启了传统美学对意境美的审美追求。     

哲学虚静论与中古文学虚静理论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思想,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形成中国古代哲学中独特的"虚静"理论.儒家对"虚静"的阐述只注重一般的哲学层面,而道家则从一般宇宙观的角度阐述"虚静",认为"虚静"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的哲学方法.中古文学的虚静理论就是在这一哲学层面上引入了哲学上的"虚静"理论,把"虚静"看做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论.陆机的"虚静"理论与具体的文学创作过程相联系,并用形象的描述,阐述了文学"虚静"的特点和实际运用的情形.刘勰则从理论的高度,将"虚静"与艺术构思紧密联系起来,构成了他完整、系统的文学虚静理论.     

论佛教思想对古代文论中“虚实”范畴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虚实”作为核心的元范畴源自老庄“有无”论，早期受到道家哲学和玄学思想的渗透与作用，唐宋时期在佛学禅宗的影响下，其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佛学之“境”、“空灵”和“妙悟”三个方面影响到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通过诗人和批评家之“桥梁”使虚实范畴由此获得新的启迪和推进，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道教哲学三题

道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道教哲学则是道教文化的核心和思想基础。本文从玄道本体论、形神人体论和类比方法论三个方面 ,论证了道教哲学“寓道于术”的特点 ,指出道教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修炼长生之道的实践哲学。这一哲学虽然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神秘色彩 ,但它的重生思想和实践精神却启迪人们去努力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 ,因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哲学的深入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陈国符先生的道教学研究

陈国符是我国道教学研究的建立者,与前代学者根本不同的是,他以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继承传统的考据学之长,对道教经典集成《道藏》、道教史、重要的道教历史人物、道教实践方式之一的外丹黄白术、道教音乐等,穷毕生精力,进行了广泛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肯定。自觉运用新方法指导自己的研究,坚持不懈地以求真精神揭示道教的内涵,是他取得研究成就的根本保障。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     

庄子“神人”观念与魏晋精神生态

神人、真人、至人、圣人是庄子哲学中精神自由的代表,具有自由自在、自至而成、自然而然、自性逍遥的特征。“神人”观念在被道教用来深化方士的神仙思想、构建游仙思想时,演变成为一种信仰。由于道教理论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和宗教实践方式的可验证性,游仙思想最终走向了破产。但“神人”观念却由此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两个层面对魏晋时期的精神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之中。     

"因循"与建安至景初之际曹魏官方政治哲学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德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至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     

论太谷学派对道教生命思想的融通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民间儒家学派。该学派创始人及各代传人因应文化发展大势,借鉴、吸收道教的生命思想,发露、彰显道教的摄生理念,提升、再塑道教内在的生命精神。这种学派间的融通,一方面使太谷学派自身的理论逐渐完善,显示其独特的魅力,推进了本学派道统的延续与衍扩,另一方面也提升了道教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