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视域下的商业贿赂治理

近年来,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公害,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公众利益,也极大地侵蚀了公共权力并成为行政人员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党中央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重要的专项工作来做。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在侧重于从法律规制方面来防范和惩治经济犯罪与行贿受贿的同时,也应该高度认识行政伦理在治理与公共权力密切联系的商业贿赂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全面分析当前公共权力与商业贿赂密切联系的新特点,以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为逻辑起点,从思想源头上遏制和消除人们行贿受贿的动机和心理,强化行政伦理建设,探寻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措施。     

发展伦理视野中的幸福悖论解析

幸福悖论表现为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却无法带来更大的幸福感。在GDP增长模式的盲目追求财富思想的涵摄之下,把物质满足作为实现生活幸福的唯一路径。我们应当用包容性增长替代过去的GDP增长观念,努力纳入幸福指数在衡量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关注国家的国民幸福总值,以创新精神接纳并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指数衡量体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形成良好的幸福指数发展动力转化机制,完善幸福指数发展模式的目标评价机制,实现社会的均衡和良序发展。     

国际商业反贿赂制度化研究——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为研究条款

国际腐败正由单一性状向多元性状发展,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国际商业贿赂问题,不仅被《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禁止,还被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世界各国国内立法所规制。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我国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该条款的设立与国际公约有机结合,有效遏制了我国国内的国际商业贿赂行为。然而,由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立法与国外法律条款仍有差距,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犯罪认定、犯罪构成及其界定等相关问题。因此,借鉴国外典型立法,完善我国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相关立法,仍是我国司法界之重大课题。     

现代化的伦理困境与公民伦理构建

大量的非道德现象使我国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严重的伦理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必须实现传统伦理精神的变迁和伦理范式的转换,构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伦理秩序.公民伦理作为现代社会的精神蕴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商业贿赂的经济伦理探源及其治理机制

商业贿赂是市场经济的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商业贿赂作为交易的"潜规则"正在滋生蔓延,反商业贿赂势在必行.探究商业贿赂产生的经济伦理原因,以便有针对性地对症下药,成为反商业贿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利益的驱使、伦理道德的异化、社会监督与法律监督的乏力是商业贿赂产生的主要原因.治理商业贿赂可以从维护经营者利益的角度入手,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义利"统一的社会道德体系,进一步完善社会监督制度和加大处罚力度会提高经营者的贿赂成本和风险,从而减少商业贿赂的发生.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     

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的特点、原因及其控制——以越轨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

以商业行贿行为为主要表现形态的社会组织商业贿赂行为,是现代商业社会中最典型的越轨行为。其相对于一般自然人实施的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行为主体的组织性、行为意志的整体性、行为实施的双重性、行为利益的组织独占性、行为范围的限定性等特点。社会组织实施商业贿赂行为,与其理性选择有关,并深受商业场域及商业规则的影响,是社会交换的一种结果表现形态。对社会组织的商业贿赂行为,应通过建构相应的社会控制主体系统、法律系统、手段系统进行社会控制,以使其通过合法行为进行商事交易,成为其理性选择的结果。     

我国政府角色悖论的伦理反思——兼论这种悖论境遇下的反腐行动

行政腐败是政府作为人类管理机构的固有属性,但中国行政腐败的非正常化根源于中国政府的角色悖论.这种角色悖论并非逻辑意义上的真正悖论,而是政府成员在其行政实践中偏离现代政府的执政理念所造成的一种人为现象,这种现象的伦理代价折射出中国政府对其自身使命的某种失职.为此,论文对我国政府角色的悖论现象、伦理后果及其成因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这种悖论境遇下的反腐行动进行尝试性的思考.     

回扣详议——以商业贿赂罪为视角

回扣是商业贿赂罪中以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为表现形式的贿赂。它是指在经济往来中由卖方账外暗中从其货款中以现金、实物或其他方式返还一部分给买方代理人的款项。回扣有合法性、违法性之分。违法性回扣是账外暗中支付给买方代理人的。违法性回扣与合法性回扣、折扣、佣金、手续费等有严格的区别。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

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是当专业核心价值中对专业人员要求的责任与义务发生相互冲突的情形 ;而社会工作者必须决定何种价值要优先考量。伦理困境起因于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冲突、道德特质、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并且贯穿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始终。     

宋代商业管理中的伦理精神

宋代统治者为适应宋朝这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形势,采取了一些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相关法律来加强对商业的管理。这些政策和法律既体现了宋代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古代经济伦理精神和思想。     

伦理政治困境中的春秋战国之变

春秋战国时代是决定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气象的关键时期,宗法伦理政治的内生性制度缺陷成为了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内生性动因。因此,公元前770年以降的中国传统政治生态演进的历史进程,是政治"去伦理化"的进程,其结果是"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时代的终结。     

学校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浅析

社会工作是一门强调价值、道德、伦理的学科和职业,在其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伦理困境需要社工做出伦理抉择。对学校社会工作而言,伦理困境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根据在实践中所得的案例对学校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以此作为伦理抉择过程中的参考。     

商业贿赂犯罪及其刑事实体立法规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商业贿赂是对在商业领域发生的贿赂行为的统称,分为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种基本类型。中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可以说外形上基本完备,但内涵上存在严重缺失。在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及其他构成要件和刑罚配置等方面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规定存在较大差距。打击商业贿赂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     

在华跨国商业贿赂的根源与治理对策研究——葛兰素史克案反思

葛兰素史克行贿案件暴露出在华跨国商业贿赂产生的根源:超额利润和灰色利益、我国不完善的经济制度和司法体系、国内垄断特权和地方政府的纵容态度。在治理跨国商业贿赂方面,一方面应加强跨国企业内部道德伦理建设,通过自律机制使其原则上"不愿为";另一方面,应完善行政手段、法律体系和规范市场机制,使其在过程中"不能为"。此外,还应加大对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让其在心理上"不敢为"。     

生态视域中的"伦理-道德悖论"与生态难题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对整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全球性的生态困境并非任何单个人的力量使然,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伦理—道德悖论"贯通于个体—集体—实体的发展链条中,引发个体道德生活的悲剧、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实体个人主义的灾难,成为全球性生态难题重要的道德哲学根源。     

转型期新闻伦理的困境与突围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媒体迫于国内与国际传媒的发展形势,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于这种改革不是在市场经济的磨合中自然进行的,而是在行政作用下强制进行的,因而很难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合点,使新闻伦理陷入了二元对抗的困境之中,造成新闻伦理的异化.因此,要彻底改变新闻伦理的堕落局面,重构新闻媒体圣洁的精神之塔,必须建构一套系统的新闻伦理制度,确定新闻伦理新秩序,调节和规范新闻从业者的行为,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营造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     

工程—环境悖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当今时代,工程—环境悖论凸显,这一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工程—环境悖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资本逻辑下逐利的工程价值观、工程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及工程“座架”对自然的暴力是这一悖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的引导、构建“工程—环境—伦理”的价值生态、呼唤工程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是人类超越工程—环境悖论的可能路径.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它有着应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类层级。由于超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控制范围,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察可以从其他两个层级展开。从应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引发了信息安全困境、责任归属困境、技术依赖风险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带来了人机边界模糊、人的存在异化、人的自由异化甚至人类种族终结等问题。对此,要在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层面的智能监管、程序设置与价值规范以及社会层面的伦理设计、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等,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正向规约。     

患者自主权困境的伦理透视——基于关怀伦理的视角

患者自主权是医学伦理学自主原则的体现,也是权利话语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现代语境下,患者自主权遭遇了权利本身无法克服的冲突和困境。权利困境的发生根源于在权利话语的自主性前提下医患关系的分离、失去联系以及对患者能力和需要的忽略。规范本身价值系统的多元性、规范的普遍性品格以及法律规范在解决冲突中的特质,决定了传统规范在解决患者权利困境中的有限性。关怀伦理能超越患者权利困境,主要表现在具体情景下的关系性克服了自主性原则前提下的分离,将人权与能力、需要结合克服了简单的对权利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