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脂本”真实存在,“红学”面临危机

脂批本不是仅仅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种,而是共有十二种。绝不是“由同一个骗子,在土作坊里制造出来的。”但“红学”确实面临危机:危机之一,“红学”已陷入新的模式,不能自拔;危机之二,红学界信息不灵,“闭关锁国”;危机之三,未能有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救治之道在于,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深入研究《红楼梦》文本,创造出《红楼梦》研究的新模式;《红楼梦》研究对外开放;彻底贯彻“双百”方针。如此,《红楼梦》研究将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国家教育部社政司出版处处长田敬诚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百年红学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过去我也从事过高校的学术管理,科研管理时间较长,对中国的学术发展有所了解。我参加今天这个会非常感兴趣的是如何以百年红学作为一个研究的个案,来反思百年的中国学术史。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中国百年学术史应该说是一个庞大的题目,工程量不亚于建一个万里长城。但是我们以百年红学作为一个切入点,看一百年来中国人怎么研究《红楼梦》,外国人怎样研究《红楼梦》,看它是如何从一部书、一种高层次的贵族文学变成“显学”,变成人们的一种精神追求。这是…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异端邪说日交驰 极言二本辟夷之──红学研究忧思录

异端邪说日交驰极言二本辟夷之──红学研究忧思录仝志编者按红楼梦是伟大的国宝，红学是举世闻名的显学。只是发表红学成果的园地过少。为了宏扬民族文化，繁荣学术研究，本刊特辟“红楼梦研究”栏目，欢迎海内外新老红学家和广大红学爱好者踊跃赐稿。同时，诚如仝志的《...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红楼梦》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个能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本旨 ,寄托中华文化之精魂的文本。《红楼梦》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红楼梦》是一个充满辩证性和悖论性机趣的话题。“人间红学”与专业研究者、翻译者等的相对专门性的工作应该有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     

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兼与王德威先生商榷

王德威先生主张从中国文学内部来探寻现代性,提出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著名识断,这无论是从把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叙述历史,还是“现代性”的古典定义而言,都有其学理上的渊源。但王先生将探寻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努力止于晚清而不前,置《红楼梦》已具有的现代性因子于不顾,使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一再被压抑,却是值得商榷的。《红楼梦》无论是“颓废”的叙事内容,还是革新的叙事技巧,都已开晚清小说的先声。从此意义而言,没有《红楼梦》,何来晚清?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     

唐诗宋词中的“红楼“意象与《红楼梦》意境述论

唐诗宋词中有不少的"红楼"诗词,这些诗词中的"红楼"意象内涵丰富,尤其"红楼"意象中鲜明而浓郁的悲情美与<红楼梦>凄迷的悲情意境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曹雪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到了唐诗宋词的解读,自觉地将唐诗宋词中"红楼"意象所涵括的各种意态情志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更有助于形成<红楼梦>诗化的意境与风格.     

李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访谈录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评60周年。关于这场运动的得失,《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历史》都有详尽地讲述和结论。这场批判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即毛主席亲自在发动和领导,而方式又是支持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这给了文坛以很大震动。要说两个"小人物"有"新的理念和新方法",就是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重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艺术形象的创造,反对对文学作品作烦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当前红学研究存在诸多乱象,可能比1954年《红楼梦》批评时期还要糟糕。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对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兼批红学研究的种种误区

一百多年以来,《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被无限夸大、无限神化,抬高到了不恰当的地位,形成了对《红楼梦》的文学迷信和文学崇拜。作者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没有红学家们说的那样高,曹雪芹也没有超出封建文人的思想水平。本文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了质疑。     

梦幻如织缘情深－－《红楼梦》梦境描写综论

"情",指人的各种感情欲望,是<红楼梦>中揭示得最为深透,表现得最为成功的重要内容.梦因情而生,曹雪芹在书中写了大小数十种梦幻,说到底都是为表现"情"服务的.情切切,情未了.梦是情的派生物,作者对书中人物的梦幻写得细腻、逼真、传神,变化多端,熠熠生辉.所揭示的情更是浓烈、厚重、含蓄、深沉,丰富多采,耐人寻味.情与梦浑然一体,梦与情对表现人物揭示主题可谓双峰对峙,相得益彰.     

《红楼梦》中的疾病主题

文学中的疾病主题已超越了疾病的医学意义,具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美学意义,而且也被赋予了某种叙述功能。疾病主题在《红楼梦》中的地位和作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红楼梦》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其叙述过程和结构中,病场景和病本身成为一个构成整体结构和突出表现作者意旨的有效策略。     

20世纪《红楼梦》比较研究综述

自《红楼梦》诞生以来 ,关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便源远流长。众多论者从《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比较 ,《红楼梦》作者与中外文学家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总结了文学的流变过程 ,分析了比较中折射出的文学的时代性、民族性等特点     

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阅读史:序跋与《红楼梦》之接受

序跋作为《红楼梦》流传的重要“副文本”,促使序跋者承担起文本生产与读者身份的双重角色时形成了一种熟知《红楼梦》创作原委的阅读特权,并予以多角度的文本意义建构,进而对版本、流传及创作倾向进行主动式阅读推介。同时,序跋者试图从自身的经历与处境品悟《红楼梦》文本,以便从中获取一种“主体间性”式精神体验与心境解脱。序跋者突显《红楼梦》意义建构的普遍性诉求,乃至尝试代入文本而凸显品评主体精神活动的能动性行为,构成了清代中后期《红楼梦》阅读史迹的一种独特演进路径。因此,基于阅读史视域探讨《红楼梦》的接受,有助于深化其流布的诸多细节,进而在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选择中挖掘不同读者群体的心理认知,合理定位其“文学感受力”与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