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第一次东巡科尔沁、索伦考

康熙二十一年春天和秋天,纳兰性德两次东巡科尔沁和索伦,是清初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纳兰性德第二次东巡科尔沁诸旗、索伦诸部考》等文中,我对于纳兰性德的第二次东巡进行了考证。在本文中,准备对于第一次东巡进行考证,然后把两次东巡联系起来考察。 两次东巡的性质是不同的。第一次扈驾巡幸,第二次是奉使出塞。但是,我们对于“扈驾”不能理解得过于机械。所谓“扈驾”,不一定是皇帝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皇帝在出巡途中,有时也会把某个随行的侍卫派到某地去执行特殊任务。     

从朝鲜《李朝实录》看纳兰性德的第二次东巡

朝鲜《李朝实录》中关于“明珠之子往战大鼻鞑子”的记载以及关于“大鼻鞑子”与“鱼皮鞑子”关系的记载,是纳兰性德第二次东巡在邻族史籍中的反映。 有些人推测:所谓“大鼻鞑子”,只能指俄国人,或专指清初侵入我国东北的沙俄哥萨克人。我们认为:这样“望文生义”的解释未必是符合原意的。     

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

清崇德、顺治年间科尔沁蒙古编旗时,其所属锡伯族也被编入科尔沁蒙古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政府将科尔沁蒙古旗内的锡伯族全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和乌拉(又称乌拉吉林或吉林乌拉,即今吉林市)三城,归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管辖。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是锡伯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以后锡伯族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搞清楚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有助于对锡伯族历史的研究,而且对清史和有关地方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根据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史料,对这一历史事件试作论述,以共同好。     

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简述

锡伯族是黑龙江地区的世居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锡伯族的活动地域、隶属关系等诸方面都有了变更.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即是锡伯民族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对于锡伯族的经济生产、风俗习惯、以及语言文字的演变,都有明显的影响.对于这一重要事件,锡伯族的一些学者,包括吴元丰、赵志强等同志曾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准备结合新发现的有关资料,对这一重要事件做进一步的探索、补充.     

吐蕃的崛起及其一统高原诸羌

吐蕃乃藏族先民建立的强大奴隶制国家,它的崛起标志着我国西羌诸部的初步统一,为我们多民族祖国古代英雄史诗增添了灿烂的一页,本文综辑汉、藏史料试图理出这段历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及其学术价值

5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套多卷本的《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它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东洋史学者池内宏博士负责监修,旗田巍编辑的.这套《李朝实录抄》传到中国后,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今天,凡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学者几乎无一人不借助这套资料.它帮助我们解决了东北民族史中许多重大问题,攻破了大量的长期不得解决的难关,是东北民族史工作者不可缺少的资料长编. 本文主要谈谈《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编辑出版情况以及内容、特点、学术价值.     

科尔沁部及其东迁小议

关于科尔沁部的历史,史书上没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在清代史家的著作中,虽有些片断记载,但其范围只限于清代之历史,关于其形成和演变过程则很少论述。由于史料缺乏,过去国内外学者对科尔沁部的历史研究甚少。 近几年米,随着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对蒙古各部的研究亦有进展,发表了很有价值     

新艾力勤俭创业史

在科尔沁草原西南部莫力庙东北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艾力"(蒙语:屯子),这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著名的牧业先进单位——通辽市茂林公社新艾力生产队.一盘石碾载旧史一张大纸起新篇要问这个生产队的历史,那得先从巴音敖拉老爷爷家门口那盘小石碾谈起.     

论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

有清一代,词派纷呈,词学极盛。纳兰性德虽未开宗立派,标举词张,但散见于他的诗词作品、杂识笔记、书信序文中的词论观点是清代词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可以梳理为以下三个方面:尊词体、重寄托;主情致、崇境界;显个性、求独创。     

从阿伊努人的宗教看其与东北亚诸民族之关系

日本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先民之一,是东北亚边远地区(指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国东北、蒙古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滨海地区)古老居民的后裔。他们与东北亚诸民族自古便曾有密切的往来,并共同创造了东北亚文明。笔者曾从经济文化类型等视角对此做过分析。今欲从阿伊努人的宗教这一视角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探讨。     

才华出众的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是清代正黄旗人,生于顺治十一年,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他自幼好学,过诵不忘,能骑射,善书法,工于诗作,尤喜填词。清初词坛分为两派,他的好友朱彝尊和陈维嵩分别是两派代表。陈派尊崇苏东坡和辛弃疾,词凤豪放雄浑;朱派尊崇姜夔、张炎,工力深厚,句琢字炼,格律严谨、醇雅清空,有形式主义倾向。纳兰性德自立于两派之外,崇尚南唐后主李煜,认为“花间词如     

渤海第二次遣日使节诸问题研究

序言天平十一年(唐开元二十七,公元739)七月,渤海使节己珎蒙等随日本遣唐使平群广成等来到了日本。这是渤海继神龟四年(开元十五,公元727)始通日本十余年后的第二次遣日使节。关于渤海第二次遣使来日及平群广成等由唐经渤海归国的情况,通过平群广成的归朝报告和渤海王大钦茂的国书这两份史料即可得知。现在把出自《续日本纪》的这两份史料引列     

清廷对赫哲族葛依克勒氏族的招抚与管理

葛依克勒氏赫哲族是赫哲族中比较单一的古老氏族,居住在乌苏里江口的德新,为黑龙江下游的土著居民.清初,清廷通过采取军事征讨、招抚内迁、编户贡貂赏乌绫、编旗设佐、三姓建置等各项措施,对葛氏赫哲族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控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事实证明:上述措施的实行是成功的.它不仅有效地维护了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地区地方管理、发展了葛氏赫哲族社会生产,而且加强了民族团结与融合,最终也起到了巩固东北部边疆的重要作用.     

清代东北地区库雅喇"新满洲"形成初探

入关后,特别是在康雍时期,为加强对东北少数民族的管理、填补东北防务空虚、巩固东北边疆,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徙民编旗"政策,将少数民族部众大规模迁入内地,以"新满洲"形式编入满洲八旗.这对于加强东北边防,巩固边疆有着重要意义.本文试以库雅喇为例,对"新满洲"形成问题作一探讨.     

清季十三世达赖出走库伦考

西藏人民第二次抗英战争后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军逼近拉萨之时,出走蒙古库伦。人们普遍认为,他的库伦之行是背叛祖国,投靠沙俄。本人就此查阅了一些史料,试对其出走作一小小考证,以求教于藏学界专家学者。一九○三年十一月,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战争。西藏人民在十三世达赖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给英军以有力的回击。尤其是江孜一战,更是打出了藏族军民的威风,连侵略者亦为之叹服。尽管西藏军民作了顽强的抵     

外国学者对鄂温克语的研究

外国的语言学专家、学者较早就开始了对鄂温克语的研究。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对鄂温克语进行研究的外国学者是俄国语言学家亚历山大·卡斯特伦(M.AlexanderCastr啨n’s,又译阿里克桑德尔),他在对包括鄂温克语在内的通古斯诸语言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于1856年撰写出《通古斯诸语语法教科书》。接着是俄国语言学家伊万诺夫斯基(A.O.Ivanovskiy),他利用自己在19世纪50年代所做的索伦鄂温克语实地调查资料,于1894年撰写了《索伦语与达斡尔语》,其中也对索伦鄂温克语做了分析。该书稿于1982年由G·卡拉(G.Kala)整理后在布达佩斯出版。可…     

清初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

蒙古科尔沁人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儿的后裔。哈布图哈撒儿的牧地,在额尔古纳河、呼伦湖和海拉尔河一带。哈布图哈撒儿十四世传至奎蒙克塔斯哈喇。明朝洪熙年间,奎蒙克塔斯哈喇为厄鲁特蒙古所破,游牧于嫩江流域,后为区别其子昆都伦岱青的阿鲁科尔沁而称嫩科尔沁。其弟巴衮诺颜游牧于呼伦贝尔。 科尔沁部在蒙古诸部中,最先与满洲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双方建立联盟的阶段和科尔沁部臣服满洲的阶段。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问题:表述与误解——从《荷马诸问题》第一章谈起

<荷马诸问题>是一部探讨困扰学界多年的关于<荷马史诗>诸多问题的专著,它从比较语言学和比较人类学视角出发,明确地回答了<荷马史诗>的"四W-H"(When/Where/Who/Why/How)问题,强调<荷马史诗>能够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两千多年的学理与缘由.本文聚焦<荷马诸问题>第一章,通过纳吉在荷马研究中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论述,思考纳吉治学之风格以及他在荷马诗歌和口头传统方面的研究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额尔古纳河的鄂温克人由原始公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

我国境内的鄂温克族,共有六千多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呼伦贝尔盟的鄂温克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阿荣旗、喜桂图旗、陈巴尔虎旗和额尔古纳旗,以及黑龙江省的讷河、富裕等县。解放前,统治阶级为了便于分而治之,曾将鄂温克人分为三部,即“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现在,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已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名称,统一称做“鄂温克族”。这篇文章所谈的,就是分布在额尔古纳河一带的鄂温克人(“雅库特”)。1957年5—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温克小组在额尔古纳旗对他们的社会历史情况进行了四十天的调查。参加调查的有郭布库、鸟云达赉、吕光天等同志。这篇文章是吕光天同志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以及近来的情况编写的。     

七世达赖喇嘛致三世察罕诺门汗文告考述

本文通过分析七世达赖喇嘛致三世察罕诺门汗文告和加盖的印章内容,探讨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解决达赖喇嘛辈次问题的过程和态度的转变,说明了清廷关于格桑嘉措到底是第六世还是第七世达赖喇嘛的认识上的变化过程,分析了藏文和汉文史料对该问题不同的记载及看法.此外,通过对该文告的分析,还可以了解到历辈察罕诺门汗的身世和七世达赖喇嘛赴察罕诺门汗府邸的时间,以及藏族传教人士到北方蒙古地区调解蒙古诸部间纠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