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本骥与《黄本骥集》

黄本骥是清代后期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博览群书,一生著述颇多,在经学、历史、地理、方志、姓氏、职官、金石文物和目录之学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其著作全部整理出版目前尚无可能,《黄本骥集》收入了他有代表性的几部著作,这部集子的出版将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产生积极的作用。     

打破经学研究法

“五四”以来,我们对封建文化在政治、思想上作了很多批判,但对其方法论落后性的批判是很不够的。封建文化的学术主流就是“经学”,其主要方法是对儒家先哲的著作进行无限的注释、正名、考据。这当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但它基本上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而不是对实践生活中第一手资料的直接研究。对前人知识的整理,本身又可以整理,这样下去,注释的注释,考据的考据,再注释……,可以无限开展下去,形成极为繁琐庞杂的经学体系,而这种知识却离人类知识的本     

清代考据实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

清代考据实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朱七星清代考据实学的求是学风，对于１９世纪初朝鲜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在翁方纲、阮元等人的考据实学思想的影响下，朝鲜实学家金正喜在经学与金石书法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终于使他成为朝鲜金石书法之大师。一、金正喜的生平及其对清初考...     

论陈衍的经学与诗学

任事张之洞幕府的经历,对陈衍从倾慕乾嘉考据的经学家逐步转向总持诗坛的广大教主,具有重要的意义.陈衍在未交接张之洞之前,在经学上著作颇多,大体上以乾嘉考据学为依归.入张之洞幕后则慢慢淡出经学研究,经学义理颇有西学色彩,著述精力集中在文学之上.陈衍期望通过“雅人”来沟通经学与诗学,达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但陈衍思想的复杂性,造成其诗学有自觉地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主动求“新变”的意识,却又难以完全突破传统藩篱的困境,是近代诗学的一种妥协性、过渡性、渐变性的转型.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     

实物·实事·通考——由王国维商周礼制研究看民国学者对传统考据的科学化推进

王国维的商周礼制文化研究,包含基于实物材料的器物文字考据,基于实事的礼仪制度考据,基于制度变革的文化通考,在考据中加入现代科学元素,有力推动了礼学考据的科学化,实际破除了三代王统道统的经学观念,促使礼学考据向实证礼学、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道在求其通,解经须性灵——一代通儒焦循的经学思想

文章从“考据不是经学”、“实测与贯通”、“惟经学可以言性灵”三个层面,探讨了乾嘉学者焦循的经学思想。文章指出:焦循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体现了当时经学信仰与学术客体之间的某种紧张。焦循提倡实测与贯通,则开创了一种注重过程研究的经学研究方法。焦循强调无性灵不可言经学,走上了经学与子学的整合之路,为乾嘉以后经学研究转向多元化提供了新的经学诠释理论。     

试论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与研究

自宋元至明清,徽州蒙学教育发达,著述丰富.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和研究应立足于徽州、立足于未见、立足于系统,可依靠的文献资料有徽州方志、徽州传统蒙学书目、徽州杂字、徽州谱牒、徽州古籍、徽州乡音字汇类著作或教材、徽州文书档案等十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系统搜集、整理徽州蒙学文献,编制资料汇编,并以此为基础,对徽州蒙学著述展开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徽州蒙学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在材料发掘上具有创新意义,对加强徽州蒙学、徽州教育及徽州历史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 ——《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郭沫若甲骨文字考释述要

郭沫若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有辉煌成果,文章从“实践与成就”“思想与方法”“地位及影响”三方面论述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契余论》《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等著作是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实践及成就。郭氏的甲骨文字考释思想及方法总结有六: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考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跨学科综合考释甲骨文字、借助字形分析考释甲骨文字、结合辞例内容考释甲骨文字、利用汉字演变特征考释甲骨文字。他的许多观点及研究对甲骨文字考释影响深远,甲骨文研究的百年间取得的成就多与郭沫若的探索不可分割。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试析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及实践

刘咸炘精于目录学,其目录学思想颇为丰富。书录解题是目录学的重要部分。研究刘咸炘的书录解题思想,有助于更加深入、全面地总结其目录学思想。他认为书录解题有两个评价的标准:一是“考证”,二是“批评”。依照这两个标准,他对历代目录学著作作出了评论,分析其得失;并且在观览典籍时,自己也撰写了大量的书录解题,且有自身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