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文化身份的再认识

在现代文化思想研究中,贺麟一般被当作新儒家处理。本文认为,在对待传统儒家思想、西方文化及中西关系方面,贺麟与熊十力学派的现代新儒家有深刻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以体充实体"即以西方基督教充实儒家思想的观点。贺麟虽然对儒家思想充满同情的了解并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但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其立论逻辑不在中西之别而在"体用合一",因此能够超越中西而提出"文化自身"和"普遍哲学"的概念。当然,这种观念又源自西方现代的文化普遍主义。     

张岱年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应有之地位

张岱年是20世纪30、40年代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哲学体系、自成一家之言的少数几位中国哲学大师之一。张岱年试图在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土壤中生长、发展出现代新唯物论哲学体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张岱年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和其他人类智慧成果,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他所倡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和主导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虽然未能充分实现,但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     

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乌托邦--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儒家发展困境之探讨

新儒家在儒家文化受到西方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冲击而日益式微的境况下,以恪守儒家经典的方式,寻求道德本体层面上的现代意义世界的重建,虽然使儒家文化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得以学术上的薪火相传,但它却没有创造性地转化儒家文化,从而导致了现代意义世界重建的失败.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的霸权,新儒家亦未能提出创新性的文化建设策略,这样也就不能有效地回应全球化给予文化冲突、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改变了对儒学之偏颇认识的同时,亦奠定了现代新儒学作为中国三大现代思潮之一的历史地位;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在对文化建设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问题有了更清楚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合理方针的思考。抱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的大陆学者与港台新儒家代表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生命的学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以及现代新儒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比较研究,是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面向未来必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从文化立场看现代新儒家的界定

现代新儒家学派是在"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中形成、发展的,它首先是一个思想文化学派,有着特定的文化立场,即在现代条件下重建儒家价值系统,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立场是现代新儒家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基本标志,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本质特征所在,因而也应该是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标准.依据这个基本标准,我们可以舍弃现代新儒家学者之间不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别而把握他们的共同特质,从而真正将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派、将现代新儒学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潮来看待,立足于近现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程去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传统三题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现代新儒家之基本价值倾向是主张现代化的,因而它亦应归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所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全盘反传统"的论断是不成立的。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了这一过程的的转折点,虽然它的批判和否定曾经对中国文化传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它没有也不可能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就中国文化现代开展的整体进程而言,中国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挺立是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文化格局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为中国文化传统面向21世纪的新开展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民族·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文化思想论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曾长期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鼎足而三的局面。就文化观念的层面而言,西化派与新儒家之间的对立似乎表现的更为鲜明。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大陆而港台而海外,两大文化派别之间的相互批评和论争可以说从未停止过。这种论争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于文化与民族关系的不同认识。新儒家的有关思想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     

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构成了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通古今之变",即改变主要从时代性维度来评断中国哲学的偏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连接,以畅通民族文化生命,贞定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体现中国哲学自身智慧精神的当代理论形态。"融中西之学",即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实现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平等对话与深度融合,为探索未来人类更为健康、合理的存在形态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究天人之际",即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性的异化与人生意义失落的存在境遇,确立能够安顿现代中国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以为国人的生命存在寻求安身立命的依归。三个向度的展开,代表了寻求中国哲学之新综合与新创造的一种努力。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关于儒教传统形态与现代转型问题的思考

在传统中国,儒教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制度性的社会存在,嵌入社会的机体之中,具有复杂的形态特征.20世纪,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儒教"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逐步退入观念领域,成为文化反思、意识形态批判、哲学建构等思想和学术的"对象".上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思想界出现了"重建儒教"的思潮,力图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和制度设计,探求儒教重新回到生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道路,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将对儒教的传统形态、现代转型和重建问题提出一种思考和建议.关于儒教的"形态",大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集中讨论"儒教"是否是"宗教"的问题.1980年,任继愈先生首倡"儒教宗教说",将儒教视为封建的意识形态并描述其"宗教"特征.冯友兰、张岱年、李景全等先生主张区分汉代宗教化的儒教与先秦和宋明的儒学传统,将传统儒教定位为思想和哲学.牟钟鉴认为儒家传统还有"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存在形态.①儒教问题的讨论,客观地推动了关于儒教形态的反思,突破了传统从思想和哲学的视角把握儒教的局限,揭示了儒教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密切关联.与大陆学界的讨论不同,在港台中国学界特别是新儒家的研究中,"儒教"基本上是以"儒家的精神性传统"的面相而获得致思的.     

现代新儒家早期学者的哲性诗学

学界以前往往集中于探讨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观、历史观、伦理观与社会文化观等,而对其哲性诗学观缺乏应有的认识。其实,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在20世纪上半叶就表现出对文学艺术的美学关注,呈现出中国现代人文学术领域的独树一帜的文化诗学与审美主义。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他们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他们坚守民族文化之根,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了现代诗学的建构。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梳理

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三大主流社会思潮并称,其中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复杂而曲折的关系历经变幻,其原因与过程发人思考。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家关系进行了历史梳理和理论探讨。     

多元价值审视中的现代新儒学

本文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予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家 )批判以公允的评述。本评述涉及自由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 ,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派在当代继续与文化保守主义派抗衡。而诸多非自由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现代新儒家批判 ,可以从视角上区分为情感上同情不同情、学理上认同不认同四类。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无法舍弃现代新儒学来谈这个意义上讲 ,如此客观地分析不同价值审视下的现代新儒学批判 ,将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现代化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融会中西马,创造新文化——张岱年晚年文化哲学思想拾贝

张岱年先生年轻时所创立的文化哲学体系,用其95岁的百年人生来谱写,可谓逾老弥坚,至死不渝.他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十余年问阐述了一系列关于中西文化的观点,展现了晚年成熟的文化哲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对"传统文化否定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主张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思考、对新文化体系中民族本位的思考.从中可以看出,张岱年晚年着力补充和发展早年提出的"创造的综合论",着重阐明和完善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其晚年文化哲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就是明确了新文化的指导思想,指出了马、中、西三派文化融合的方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主体性重建倾向

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强大的反主体性潮流的背后,后现代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主体性的重建倾向.其中,怀疑论者主张以后现代个体取代现代主体,肯定论者则要求主体以某种被革新的形式回归.这种理论努力,固然存在其局限,但因其讨论问题的现实针对性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开拓性而无可置疑地具有突出的思想意义.主体性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它不可消解.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下,学界应致力于对主体的新质形态和主体性的新形式作出探索性的思考.     

对话与对立——第三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明对话的浪潮影响下,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转入平等对话的时期,表现在第三代新儒家纷纷提出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平等对话的主张。但是,平等对话的主张并没有消除二者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岐,希望通过复兴儒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第三代新儒学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前,现代新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将不会因平等对话主张的提出而消失。可以预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将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努力,充分说明和验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最后将现代新儒学的合理成分融入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真正融合,这是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和对话之后的必然结果。     

儒学“哲学化”向度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正概括地看,清末民初之学术问题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因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引发之"中西"问题,具体化为中西哲学或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一类是由回应时代问题而引发之"古今"问题,具体化为传统与现代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无论对哪一类问题,清代学术都无法圆满地予以回答。正因为如此,一意"崇洋媚外",一心"攀缘科学",将传统儒学"唾弃"、"摧残",竟然成为当时之"时代思潮"。熊十力说:"唯自海通以来,中国受西洋势力的震撼,中学精意随其末流之弊,以俱被摧残,如蒜精之美,不幸随其臭气而为人所唾弃。"②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儒家学问"理论资源枯竭",即其哲学意蕴不足。在熊十力看来,面对如此严重之困局,要应对"中西"和"古今"问题,作为文化建设之"根荄"的哲学必须要有所作为,从而带动整个学术、文化之发展。他说:"所谓本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