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与妇女解放——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研究的一个侧面

本文以近代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从"走出家庭"转换社会性别角色的角度,就打工妹群体摆脱家庭束缚,"做厂"打工参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挣脱传统婚姻家庭的桎梏追求婚姻自由诸方面,审视打工妹现象之于妇女解放的影响,认为打工妹转换社会角色"走出家庭"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打工妹现象既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尽管近代长三角地区的妇女解放处于"初级阶段",但为妇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和宽广拓展奠定了基础,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

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批青年女性走出封闭的乡村,走向喧闹的城镇,务工经商,形成近代社会的"打工妹"群体.综合考察近代苏南"打工妹"群体的数量、自然构成、社会构成以及进入城市劳务市场的"路径",可以断定:"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形成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籍贯构成上,打工妹作为苏南农民工的主流,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但苏南人占主流;年龄构成上,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其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1949至1978年间以逆向为主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山东省为例

1949至1978年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呈现由城市向农村逆向流动为主的特点。30年中,国家确定一系列制度,堵住了农业人口流入城市的路;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向农村的疏散与流动极为频繁。这使农村承受过多压力,成为一个被封闭的区域,农民改变命运的机会极度稀缺。这种人口流动特点是城市化进程缓慢的表现,它使农村成为缓解城市压力的一个缓冲区,加重了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承载力,延缓了农村现代化进程。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对近代打工妹群体就业路径进行考察。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打工妹求职过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社会关系网甚至成为她们求职的"路径依赖",在其职业生涯中不断得到强化。另一方面,用工单位主动"出击"招工,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招工是"职求"的基本途径,而在招工名义之下,形成了多种模式或路径,其中委托代理、"养成"招工、招考为基本模式。同时,劳务中介也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牵线搭桥",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劳务中介在近代长三角城市中最常见者莫过于荐头店和职业介绍所。如果说荐头店是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家庭的桥梁的话,那么职业介绍所则为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工厂、企业等更广阔的领域搭建了平台。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分层片论

近代长三角地区是打工妹最为集中的地区。打工妹群体职业较为分散,但相对集中于轻纺工业。不同职业,各具特色,即便同一职业,因分工不同,也显示出职业的层次性。而职业分层,直接影响打工妹的社会分层。打工妹群体的职业分层,决定于技能因素和非技能因素。技能因素是市场配置人力资源的常态,非技能因素———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机制如"乡谊资源"的不均衡和"地缘倾向"的普遍存在造成机会的不均等、傲慢与偏见的流行意识成为构筑长三角地区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依据"等,与市场化要求背道而驰。而非技能因素的主导性作用,使职业分层往往具有复杂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职业分层与社会分层、文化基因互动影响,使打工妹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分化分流,走向不同的职业岗位。     

从"无差别的统一"到"对抗性"形成——基于新式教育兴起看20世纪初期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进入20世纪后,传统时代中国城乡之间具有"同一性"的"无差别的统一"关系开始裂解,"对立性"关系逐渐形成.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是在城乡分裂的空间结构中展开.其中最为明显表征就是:教育的城市化趋向及乡村精英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性流动",造成了人力资源方面城市对乡村的"吸纳"效应,进而导致了乡村文化衰落、荒漠化及精英匮乏.并最终出现了时人所言的"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现象.     

由"进城"和"返乡"共同构成的城市化

本文提出,我国宏观上的人口城市化过程,在微观上则是人口"进城"和"返乡"两个过程综合的结果.因此,努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结构的重新构造,也需要从流动人口行为模式中进行深度的考察.本文讨论了四方面问题:一是流动人口"进城"和"返乡"的综合过程对城乡发展的影响;二是城市部门如何引导流动人口的"进城",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三是城市部门如何适应流动人口的"返乡",通过文化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进入农村带动农村发展;四是为建设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通道和机制,努力探索和推进相关的综合改革.     

"知识本位"下的无兵文化与"武士"的回归——科举时代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变迁

科举社会以"知识本位"为价值依归,视"学问"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准则.社会上下莫不以读书为荣,"知识"的卡里斯马光环令"兵民"暗然失色.科举与行伍的尊卑高下,是传统文化尚文轻武价值取向的一种"显形"表现.科举制"以文取士"原则使"知识本位"与"权力本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同时也使中国无兵文化发展到极致.社会结构"有兵"还是"无兵"是划分传统与近代的重要标识之一,从"士农工商"到"兵农工商",虽一字之差,却折射了近代中国军事文化从"无兵"文化向"有兵"文化变迁之轨迹.     

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人口迁移是其重要的社会现象,主要流向城市和边疆,究其原因则有生产方式的变迁;政治领域的变革,如国家政权建设不利直接导致乡村精英发生位移;文化领域的巨变如科举制的废除促使城乡进一步分离,这些合力加速了农村人口大量迁移.而这种大规模的迁徙活动促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中国城市、人口近代化进程.     

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解析

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文化馆站事业深化改革的思考

在文化地域层面分类中。通常将县级建制所在地文化称之为城镇文化。城镇是城市向农村进行当代文化信息传播的中继，同时又是农村向城市提供传统文化资源的枢纽。城镇文化发展机制如何，标志着一定社区内基础性社会文化的真实水平；对农村文化典型类区进行考察与比较时，城镇文化具有表征性的层面意义。从城镇文化功能构成上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纵横向构体，其中能够推动城镇丈化纵向贵连和横向沟通的核心机制，从理论上说，应当是政府设立的县市文化馆，而乡镇文化站则是文化馆职能向农村延伸的长足与支点，因此，研究农村文化必须关注改革…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现代城乡文化变迁中的心理适应

城乡文化差异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分别成为乡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工业文化、现代文化的代表,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语言和内化的观念,生产方式则是差异的根本。随着农村人大量迁入城市,人们面临着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变迁,城市中的农村人和城市人都存在着双重文化适应问题,对原有文化和新文化都具有学习的过程。这种双重文化适应程度对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心理适应具有不同的影响,对农村人而言"双重性"更为明显;双重文化适应的内容对心理适应的不同方面影响不均衡;而这种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都受到经济和教育的影响,当城乡经济差异发生变化,教育观念发生改变,心理适应问题可能也就不再凸显。     

传统文化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为了深化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开展理论研究,使丰富的感性经验系统化、理论化,以便更好地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某种意义说,是农村城市化的过程。马克思说过,三大差别的消失是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既是三大差别消失的过程,也是城市文化改造农村文化的过程。要充分发挥城市文化的幅射、指导、带动、改造等功能及其先进作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把全国广大农村的文化提高到城市文化的水平。当然城市     

传销在我国农村蔓延的法社会学分析及其市场防范

随着传销活动在中国城市生存空间的步步萎缩,它像一根一时难以斩断的瓜蔓一样正在匐向农村社会.本文就传销由中国城市向农村蔓延的成因从法社会学角度予以分析,并从宣传预防、法律的倾斜性规制、政府有关部门的通力协防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方面,提出解决传销向农村社会蔓延的对策,以期对农村有效地防范非法传销活动增砖添瓦.     

统筹城乡关系中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是农民和土地的分离,城市的资本和技术流向农村是资本、技术与土地的结合,这就是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双向流动"。与双向流动相伴随的是"双重转变",即农民身份的转变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转变。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转变有四种前景:一是让农民继续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农民将土地归还农村集体;三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四是实行土地国有化改革。较优的选择是实行土地国有化改革。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漂妈"进城生活困境及对策研究

"老漂族"的基数不断增大,其群体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也日益突出。"农村"、"女性"双重身份加持,产生了"老漂族"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农村"漂妈",即从农村迫不得已来到陌生城市照顾孙辈的女性"老漂族"。空间环境"困守"、文化差异不适、亲情关心缺失、社会关系淡薄、社会保障不到位等都使这一群体的城市生活困境突出。为了提高农村"漂妈"的生活满意度,促进社会稳定,本文有针对性地从个人、家庭、社会层面对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提出对策。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