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甲骨刻辞“卿史”“御史”辨

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甲骨刻辞,认定“卿史”“御史”这两种地位显赫、包揽国家要务的官职自商代始设,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亦从此说,在《中国史稿》中把卿史、御史列为商代政务官,说是商王的辅佐。笔者通过对大量甲骨刻辞的考证,提出在甲骨刻辞中所载的“卿史”“御史”无一处可作官职解,因而认为商代设有“卿史”“御史”这两种职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得出结论:罗、王之说均属误解。     

殷墟甲骨“告”类刻辞考论

殷墟甲骨中屡见"告"类刻辞,其内容大体可分为王告神祖、臣属告王、王告臣属三类,具有较鲜明的文体特征。通过从应用场合、施动身份、所告对象三个不同角度考察殷墟甲骨中存在的"告"类刻辞,可以发现后世之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在殷商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表现。     

近百年来甲骨刻辞句法研究综述

与文字考释、词义研究相比,甲骨刻辞的句法研究最初处于附庸地位.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者们才开始将目光转移过来,句法研究渐多.从对句法系统、语序、句类、句型和句式、省略专题五个方面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找到继续探讨之所在.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

不少名家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于”字可以用为连词,其所举例句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司岁于协遘”实际应断为“司岁,于协遘”,“于”字充作介宾结构;第二类“蒸于主乙于后主乙”应断为“蒸于主乙,于后主乙(蒸)”,这类句子实际上是复句;第三类“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因极为罕见,“多白”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误刻。由此观之,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是连词。     

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

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反复问句。“雨不雨”、“雨不”实际上分属命辞和验辞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十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十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试释“帝”

关于“帝”字的本义，向无定释，学者们各有所主，至今无一定论。从“帝”字产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去解释此字，能正确理解“帝”字的来源及含义演变。“帝”字与造字时代人们的土地崇拜有关，也与人们对于天、地、帝、神等自然、社会的理解有关。对“帝”字的正确理解，可以审视先人造字方法及当时的文化特点。     

试释“约定俗成”

荀子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之说已被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但对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却少有论及。可以从前后语言状态下讨论语言“约定俗成”的过程。在前语言状态下，由共同场景下共同意识焦点的牵引，语言在某一社团经过无形的“约定俗成”；在后语言状态下，通过语言“传递之链”，语言最终被整个社会接受。     

试释“文气”

“文气”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屡展出现于从先秦至明清的历代有关著述之中,可见它在古文论中占据着何等重要地位。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气”,这是古文论研究中存疑的问题之一,值得进一步探讨。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归去来兮”句试释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是一篇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名作,但篇名及文中的两个“归去来兮”应该作何确诂,心里存疑颇久,最近读到彭泽陶同志的《论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两个‘归去来兮’》一文(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颇有启发,也想对此发表些鄙陋之     

“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

在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内容为一次战争的俘获与赏赐的记录.以往对小臣墙刻辞的释读和理解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小臣墙刻辞重新进行了释读,对一些字词提出了新的解释,着重考释了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指出这是出土文献中最早而且是目前仅见的关于"白麟"祥瑞的记录,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本文还认为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资料,对进一步证明"殷人尚白"说和殷人已经具备了五方配五色观念的推测非常有利.     

试释《文心雕龙》中的“诡”

“诡”出现较早且具有丰富的意涵。在《文心雕龙》中,“诡”出现多次,被刘勰系统地用作一种文学风格学概念。在深入理解“诡”义的基础上,刘勰将“诡”引入文学批评。“诡”的文学风格学意义,正是根于其本身的“反”“违”“异”及“变”等义而产生的。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体系中,“诡”作为一种含贬意的文学风格学概念,其风格特征表现在作品的述情表意、遣词造句、选字配义及协声调律等方面,可谓刘勰对南朝文弊的集中批评与规箴,同时也从反面显现出刘勰对理想文学风格的塑造与追求。     

试释屈原赋中的“其”字

古今文章总是由实词和虚词构成的。实词的意义比较具体,虚词的意义则比较抽象。所以清人阮元在《经传释词·序》中说:“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屈原赋是中国诗史上光照千古的杰作。屈赋中的虚词大都古语方言,由于语言的发展变迁。不少词语现在不用了。屈赋虽然具有散文化的倾向,但它毕竟是诗歌而不是散文,因而在某些虚词的运用上也有比较别致特殊的地方。从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以来,历代注家对于屈赋中的实词莫不刻意求训,而对于虚词则往往略而不究。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屈原及其作品,进一步探索屈赋中的虚词,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本文试图将屈赋中的“其”字作一些肤浅的训释,以就教大方。     

试释“湑湑”、“菁菁”

《诗经·唐风》中有首《杕杜》诗,它的全文是这样的: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欲焉? 有杖之杜,其叶菁菁。独行     

试释“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讲“无我之境”共有两则,而直接论及“无我之境”的有如下一段话: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从骨臼刻辞看殷虚甲骨的管理方法与我国图书目录的起源

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图书目录要数《汉书艺文志》了。《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班固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七略》、《别录》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后二者在唐代均佚,清人姚振宗《快阁师石山房丛书》虽有辑佚,但毕竟不算一部完整的原图书目录了。这就证明,我国图书目录决非自《汉书、艺文志》始,而是在它之前就早已有图书目录产生出来了。     

试释“引婴儿”之“引”

《吕氏春秋·察今篇》有这么一句话:“见人方引嬰儿而欲投之江中。”其中,“引嬰儿”之“引”是怎样一种动作?旧注本原无解释。中华书局出版的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释此“引”为“牵”,而中学语文课本选入此文时,亦把此“引”字注为“牵引”。此实不妥。许慎《说文解字》:“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