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倒“U"型规律及其对中国的适用性分析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得出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型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预测了我国城市化的拐点值.从“伪城市化”角度解释了我国城市化水平超过倒“U”型拐点的水平,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的事实,并且通过各个地区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截面数据分析了倒“U”型规律在中国的适用性.     

产业结构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实证研究

从现代化研究视角构建产业结构水平的评价模型并对2000～2015年世界131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进行定量评价,结果显示:2015年,丹麦、美国等21个国家属于产业结构发达国家,韩国、葡萄牙等20个国家属于产业结构中等发达国家,巴西、中国等31个国家属于产业结构初等发达国家,尼日利亚等59个国家属于产业结构欠发达国家。2000-2015年期间,产业结构现代化国际地位升级国家有16个,降级国家有4个。产业结构发达国家的比例约为15%-17%,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约为83%-85%。2015年中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指数为36,排在131个国家的第58位,处于产业结构发展中国家的中间水平。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指数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相比,绝对差距为63,相对差距约为1.8倍。农业增加值比例、知识产业就业比例和劳动生产率等单指标的国际差距尤为明显。     

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2个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2个OECD国家1960—2004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收入差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过程,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的"U形曲线",也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影响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主要涉及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几个方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本从经济发达国家的自由流出、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外来移民的增加,都会推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会力量的削弱和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也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动因素。     

东北振兴进程中的城乡居民收入问题研究

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东北三省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得到普遍改善。但在城乡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还存在着城镇居民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收入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提高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对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为使东北城乡居民收入尽快达到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应该从四方面入手:强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建立工资增长机制,促进工资水平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一致;平衡投资的技术结构,提高投资吸纳就业的能力;继续增加"三农"投入,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论国际分工的新发展

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导致企业交易费用的大幅降低、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政策的转变、企业外包业务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潮流，这些都促进企业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国际分工出现新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90年代，部分设计、供应也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之间，分工按知识流量呈现从高到低的梯度分布。     

新型工业化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现代化建设中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表明中国要从新型城镇化初步完成后提升到更高层面的任务上来,要从重视第三产业提升到强调实体经济上来,挤去虚拟经济泡沫,重视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工业化,应坚持守正创新,不走剥削掠夺的发达国家之路;坚持独立自主,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走重军工争霸权轻民生之路;坚持艰苦奋斗,不走高税收高福利养懒汉之路。从发展路径来看,新型工业化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应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抓高科技创新产业,扶持并帮助其发展;建设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重实体经济发展,挤去虚拟经济中的泡沫。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论纲

1、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缺陷 创建于本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六十年代,伴随着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潮,勃然兴起,蔚为大观。各种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竞相提出,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景象。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极少数的小国和地区——诸如“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起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外,绝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如西方经济学家所期望地那样实现工业化,反而是经济社会问题成堆,困难重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凸现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使西方发展经济学骤然跌入衰落和危机之中。     

苏南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研究

对于二元经济来说,解决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始终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首要任务。苏南地区率全国之先,对此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并于80年代中期实现了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苏南的经验对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劳动力就业转移问题上提供了借鉴和示范,显示了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就业结构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这种结构的演变方向大体上是一致的。可是由于各国经济成长实际历程的不同和经济发展条件(特别是技术条件)的差异,先行进入现代经济成长时期的发达国家同后起进入现代经济成长的发达国家以及当今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上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     

新时期促进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的近10年来,在以"西部大开发"为主线的发展战略与策略主导下,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就.但是,面对"十二五"规划时期的逼近.西部在经济发展水平、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对外开放度、政府管治与调控绩效等方面,仍然与中国平均水平差距悬殊,区域经济实力仍然比较薄弱;西部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摆脱经济弱区、收入低区、财政穷区、工业小区的基本趋于发展困难制约.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何种方式支持西部经济社会发展,西部自身必须明确要坚持以经济社会和谐发展进步为立足点,切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制度创新中提升有限区域的自我发展能力,逐步破解"三农"和贫因问题,提高开放开发水平,利用诸多合力的综合效应为区域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唯有如此,中央层面的宏观政策效应才会对西部自身发展产生显著而积极的影响,西部摆脱落后欠发达的发展陷阱才有关键支撑.     

论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及其底限——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释评

对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究竟是否属于对诱惑侦查的法律授权,学界存有争议.从程序法理、侦查实务和法条解释的角度讲,该条款所谓“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一语应当解释为仅仅是禁止“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而未禁止“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在判断和认定是否构成“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时,关键应当是看犯罪行为是否系国家主导、支配的结果,国家(侦查机关)可以介入、推动犯罪行为的发生,但却不能主导、支配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来看,根据《修正案》第151条的规定,采取“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采取“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应当排除.在实体法上,对于被采取诱惑侦查的被告人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从轻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