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外出打工的439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形成;参照群体的信息性影响、功利性影响和价值表达性影响也能够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支付意愿;感知风险对于感知价值、参照群体影响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支付意愿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据此,相关企业和培训部门可以优先考虑从提高感知价值和调动参照群体影响着手,有针对性地设计职业培训内容、推广职业培训项目,逐步消除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隐忧,提升其人力资本的价值。     

嬗变的艰辛:直面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遭遇"急风骤雨"。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质量下降,留守儿童、老人和留守妇女不断增多,离婚率急剧上升;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婚恋质量提高,但组建婚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

本文运用2008年宁波城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主体视角下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凶素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发现：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视角的社会距离建立在融入意愿和排斥预期两个层面基础上;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在增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络、居住空间和社会文化会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丁的社会距离。要促进新生代农民丁的城市融人,缩短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政府和社会等多方行动者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超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满意度评价及其比较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超大城市面临稳定保有一定数量农民工劳动力和控制人口规模的平衡问题,合理评价城市劳动力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有利于客观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状态与现实诉求,并为超大城市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支持。以北京地区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明确就业满意度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适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点的就业满意度模型和评价量表,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进行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中更看重工作环境、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对报酬的关注度有所下降,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满意度较低,其中更换工作的机会、涨薪机会、晋升机会、与老板关系的不满是导致满意度低的最主要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存在代际分化,“90后”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显著高于“80后”;文化程度、所从事的岗位、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     

新生代独生子女婚恋失败偏多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措施-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利用等权重的办法对每个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复合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这一变量,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进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微观因素进行了探讨。回归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是否具有务农经验、是否是独生子女对于市民化水平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因素,如打工期间是否与家人同住、父亲是否在外打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主观认知层面的自评经济状况好坏以及对城市的归属感是影响其市民化水平的显著变量。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

近年来一些社会突发事件如富士康骇人听闻的十几连跳自杀事件和外来务工青年（多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等,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本研究对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六个城市进行实证调研后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但是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在自我价值预期和现实生活需求中存在着明显的心理落差。此外,在将社会支持分解为教育支持、经济支持、社会网络支持、媒体舆论支持和政策性支持五个指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检验分析后发现,不同的社会支持方式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影响程度、影响效果存在一定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

通过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外出务工人员的调查数据,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产生了影响;是否在城市购买住房、城市融入感和自我身份认同也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决策;购买城市社会保险显著提高市民化意愿。而务农经历、婚姻状况和是否获得技术等级证书则未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外来务工人员工作搜寻时间代际差异分析——兼论对收入的影响

本文利用持续期模型分析了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的代际差异，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工作搜寻时间对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后的工资的影响。本文发现，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再次流动”的工作搜寻时间整体高于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中，女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男性，而在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中。男性的工作搜寻时间高于女性。但工作搜寻时间的延长并没有增加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但对老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变动存在倒U型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条件行业差距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选取流动人口典型就业行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探讨行业之间就业条件差距的代际变化情况,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丁资、劳动强度、社会保险状况等就业条件的行业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农民工就业条件的代际差距有明显扩大趋势,反映出行业发展的不均衡与部分劳动者的权益损害。行业待遇差距过大,将会恶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不均衡,甚至加剧近些年出现的“用工荒”现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1109份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四川省1109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其中,人力资本方面,除了文化程度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没有显著关系外,健康状况、技能水平、培训次数及工作经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方面,朋友圈范围和从政或从商亲戚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自我认知及价值观调查分析

深入了解农民工的信仰、理想及对己、对人、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与看法,对于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调查显示,一半多的农民工认为自己"还是农村人";近1/3的人认为"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带有侮辱性的称号";60%的人打工目的主要是养家糊口;最不满的社会问题是"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大多数农民工眼里的幸福是"得到社会尊重";一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劳动所得与付出相比不合理;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什么也不信仰"。总地看来,农民工的人生态度较积极,能够关注社会问题,但自我身份认知比较模糊、信仰缺失、与其生活的城市"融合程度不够"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驱动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更强,职业转换频率更高,其职业转换既包括横向上职业间的转换,也包括纵向上职业升级导致的职业转换。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更好地实现城市融合,就有必要强化自身的职业转换能力。本文通过设计问卷对1350名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并运用SEM模型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转换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对其职业转换能力有一定的驱动影响,职业培训与受教育经历等人力资本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有正向驱动作用,工资待遇及福利、就业机会、职业升迁、新型城镇化等外部因素对职业转换能力也呈现正向驱动作用。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其精神健康欠佳。影响因素中仅有迁移感受和工厂体制有显著影响,社会支持的影响消失,这与国家、地方政府、资本共同编织的流动的劳动力体制有关。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驱除其流动性,促进城市融入、工作权益的保护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完善,是有效提升其精神健康的关键。     

劳工NGO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价值和限度

在当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对劳资事务的监管还是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行动,存在许多局限性,均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它需要劳工NGO予以回应。而劳工NGO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尤其是其人性化志愿服务能有效地为农民工提供社会网络支持、情感支持,提升其法律意识,降低可能的暴力维权行动,这对政府劳资事务治理和实现社会稳定有积极意义。但现行非政府组织政策环境限制其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活动,同时,劳工NGO大多缺少合法身份和资源,制约其与政府良性互动,降低其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