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基于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针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的缺陷,增加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变量来改进该模型,在改进模型中,发现了拐点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基本规律.在实证部分利用门槛模型的方法对武汉市农民工的供给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存在拐点.在拐点工资水平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成反比关系.最后从加大对农民工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农民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等几个方面来为促进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选取PSM-DID方法考察其他条件相似时,参保组与对照组在总劳动时间、 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新农保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劳动力供给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新农保对不同年龄段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加新农保有效减少了60岁及以上农户的总劳动时间和农业劳动时间;但参加新农保不会影响60岁以下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但能够增加其总劳动时间.     

家庭养老、父母健康与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经济分析

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利用CHNS数据,将同一家庭内部子女样本和父母（大于55岁）样本进行配对．探讨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首先建立理论框架,其次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在控制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基础上,分析老年父母健康对成年子女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健康不良将导致子女劳动供给的减少,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但均不显著。同时在存在兄弟姐妹的情况下,其影响程度减小。     

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城镇劳动供给的影响

为了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的深层原因,本文综合利用各人口、制度、宏观经济等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向量自回归等模型,从同期和滞后两个方面来研究宏观经济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得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制度变革、失业率上升、劳动力供给增加是中国劳动参与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有意义的结论.     

低工资水平下城市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

文章通过构建可变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模型,对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利用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指出,由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受到必需支出的约束,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在低工资水平处出现一个拐点,在拐点工资率以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当工资率下降时,农民工将适当地压缩必需支出,增加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当工资率上升时,农民工将适当地提高必需支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另外,非劳动收入、可支配的时间总量、物价水平等外生变量也将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新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

如何通过科学的财税政策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推进共同富裕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面临的共同命题,其中,收入所得税对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劳动参与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2020年的三期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分析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个税免征额促进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但未显著增加劳动时间。经过更换回归模型、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个税免征额提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群体中存在差异,对女性群体、已婚群体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机制上,新税改显著降低了个体由于照料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因此,未来个税政策的改革方向应包括：持续关注重点人群的收入情况,有效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充分考虑个税改革对于女性和已婚群体劳动供给更强的激励作用,积极推行鼓励已婚女性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细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或标准,增强劳动者获得感,激励低收入群体就业,助力共同富裕。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对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状况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从2009年开始我国实施了“新农保”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否会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供给产生影响,如有则影响程度又如何呢？基于此本文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以控制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自选择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利用农业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新农保”制度对于农村老年人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后不会完全停止劳动供给,但会显著减少劳动时间;参与“新农保”的老年人劳动时间减少的幅度有限,老年人总劳动时间、农业劳动时间、外出从事非农劳动时间仅分别减少了7.06天、5.58天、3.53天;在相同的养老保障水平下老年人劳动时间减少程度在地区间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特点。     

户籍类型与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 ——基于Andersen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2018年城乡居民入户调查数据,从户籍改革角度分析户口类型改变对城乡居民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户口类型未发生改变的城乡居民相比,户口类型发生过改变(农转非)的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的可能性更高,住院医疗服务支出水平更低。从户籍改革与参保类型交互效应看,相对于户口类型未发生过改变的居民医保参保人群,户口类型发生改变(农转非)会显著提高居民医保参保人群门急诊服务利用,同时降低其住院服务利用。进一步采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户籍改革对提高城乡居民门急诊服务利用,降低住院医疗服务利用的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还发现,直接结算提高了城乡居民门急诊和住院的就诊概率;健康自评状况越差,门急诊和住院医疗服务利用可能性越高,门急诊医疗支出、住院医疗支出和跨省异地就医支出也越高。本文认为,相对于推行基层分级诊疗制度,以户籍改革推动农村居民自由流入医疗资源更丰富的城镇地区,改革基层卫生院制度,以及改变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激励机制,可能更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健康状况。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波动性研究——基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实证检验

文章构建了用于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性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对1978～2009年的劳动力转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了技术冲击对中国劳动力转移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中国劳动力转移存在显著的周期波动性,与产出是顺周期;二是技术冲击可以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部分,尤其是技术冲击能够解释一半以上劳动力转移的波动;三是技术冲击对产出、居民消费、投资和劳动力转移产生了正向冲击,而对就业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技术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大,对产出和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次之,对投资影响最弱。     

An Analysis of Labor Transfer Fluctua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RBC Model

A RBC model is built to study labor transfer fluctuation in China. Then an empirical study of labor transfer between 1978 and 2009 is conducted mainly to explore the impacts of technology shocks on the labor transfer in China. The study has several main findings. Firstly China’s labor transfer has obvious cyclical fluctuation, and it is pro-cyclical with output. Secondly with the improved RBC model, the variance of China’s cyclical fluctuation can be mainly explained by technology shocks, and especially over half of fluctuation of labor transfer can be explained by it. Thirdly technology shock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outputs, consumptions, investments and labor transfer, but i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Stochastic Forecasting of Labor Supply and Population: An Integrated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ochastic model to forecast the German population and labor supply until 2060. Within a cohort-component approach, our population forecast applies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o birth, mortality,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rates, which allows for the reduction of dimensionality and accounts for correlation of the rat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are estimated by means of an econometric time series approach. All time series are forecast by stochastic simulation using the bootstrap method. As our model also distinguishes between German and foreign nationals, different developments in fertility, migration, and labor participation could be predi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ven rising birth rates and high levels of immigration cannot break the basic demographic trend in the long run. An important finding from an endogenous modeling of emigration rates is that high net migration in the long run will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Our stochastic perspective suggests therefore a high probability of substantially decreasing the labor supply in Germany.     

拆迁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吗?——基于CHIP2013的实证分析

拆迁是城镇化进程中相伴随的社会现象,给城镇拆迁居民家庭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在拆迁力度大、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通过拆迁致富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但在部分地区也存在拆迁居民财产得不到保障,甚至一拆而穷并由此引起激烈社会矛盾等现象,给政府管理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在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的背景下,研究拆迁行为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应该首先从研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检验其实际影响并深入探究其影响机理。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首先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进行实证分析,同时为了克服"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估计偏误,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性,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再次检验了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拆迁使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下降了7.4～13.1个百分点。在深入探究拆迁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影响的机理后发现拆迁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工资性收入或经营净收入而对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产生间接且消极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性差异后发现,拆迁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具有负向作用,但对于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却没有影响。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家庭迁移决策分析——基于中国农村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子女、子女年龄是影响家庭迁移的重要因素。与无子女的家庭相比,有子女家庭中夫妻二人至少一人外出打工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且子女年龄越小,影响越大。老人健康因素对一个家庭中夫妻二人是否至少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影响不大,但家中男性老人健康较差会大大减少已婚子女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