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文本、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近年来,人们注意到我们对于信息现象的态度变化了.对后现代主义而言,科学和信息都是遵从它们自身规律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语言和艺术并末被设定在与实在对立的位置,而是一种伪实在,因而是在实在之内的.我们现在更应该思考过去而不是研究过去.未来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以及我们对过去的洞见将是一种比喻性的,而不是一种平实性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拒斥科学历史编纂,而只是使我们注意到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会令我们相信在它之外不存在任何事物.但实际上,在它之外是历史的目的和意义的整个领域.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反思

为了回答"文学史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对文学史本体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文学史哲学是文学史理论的基础理论,即对文学史进行哲学反思,深入探讨文学史述史的历史观念、逻辑线索以及合法性等根本问题。历史包括"客观的真实"与"呈现的真实"两种情形,文学史述史把握的历史仅仅是"呈现的真实"。这种"呈现"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历史记忆的书写的结果。从事文学史进行研究和写作,会面临"如何实现文学史述史的真实性"以及"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如何记录文学史"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指向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问题,即文学史书写的学理依据何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撼动了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标榜的现代历史编纂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作为学科史的文学史同样需要重新探讨历史编纂的知识学依据以及历史书写的准则与方法。     

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分期问题探讨

20世纪以来,中外世界史学界围绕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展开讨论。国外学界比较具代表性的分期方案有体现"现代性"的"古代—中世纪—现代"三段论分期、以交往和联系作为关键逻辑的"世界体系"和"全球史"分期、佩里·安德森的"过渡期"分期及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主观化分期等。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则有以"社会形态"演进为主线的苏联式世界历史分期、以纵向和横向"联系"发展为主线的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历史分期编纂实践和现代化—文明史的历史分期等。国内外的世界历史分期出现了某种呼应和共识,但要解决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仍需回到探讨世界历史变迁有无普遍规律上来。     

史德的演进及其对中国历史编纂的影响

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德"观由最初的"素心"、"公心"与"直笔"、"求真"等,到章学诚"强调慎辨主观与客观,尊重客观,不以主观强加于客观"以及"史德在于心术,心术在于明天人,明天人在于原道,道又折衷于孔子",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德观念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史德"观不仅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还深受西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来重新界定和诠释"史德"的新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当数梁启超、刘掞藜、柳诒徵、李泽刚等。历史编纂学追求的历史真实和历史的善性,都有赖于史学家"史德"、"素心"的涵泳,而历史编纂的语言和技巧表面上看反映的是史学家的"史才",但实质上观照的是史学家的"史德",可以说史家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史书编纂之优劣,也更深层次的影响到对历史编纂的理解和全局掌控。     

民族历史的权力:19-20世纪欧洲的民族历史编纂

民族主义发端于中世纪欧洲.民族归属感的比喻可回溯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现代民族与前现代时期的民族截然不同.18世纪后半叶,制度化和职业化的历史研究出现,科学的历史学兴起.历史学家成为民族叙述发展的重要因素.19世纪,浪漫主义的民族历史编纂学在欧洲各地崛起.语言、历史和文化被用来论证民族的特殊性.1850-1950年,民族历史编纂是欧洲历史编纂的主导形式.历史学家排斥或调和宗教、阶级和种族因素对民族历史的侵蚀,维护民族叙述的统一性.二战中的战争、占领与大屠杀导致欧洲各国的民族历史经历重新审视.战后,历史编纂学日益多元化,各种思潮不断考验民族历史框架,把认同与历史重新民族化的尝试随之产生.21世纪初,欧洲历史学家期待欧洲化、全球化的历史编纂,但民族的历史编纂框架仍然具有活力.     

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首先应当在以下三个理论问题上形成共识:一、历史编纂是史家才、学、识、德的重要载体;二、历史编纂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综合创造过程;三、历史编纂的内容广度和著述格局都随时代而发展,必须以动态眼光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再作更广泛、更深入的探讨,"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学科体系就一定能建立起来,并使之不断完善.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重塑历史时间:当下主义的内在危机及其超越

20世纪后半叶以降,在时代变化与学术革新的双重影响下,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提出当下主义来指示现代社会的时间危机,其特征表现为过去和未来的双重缺失,转而追求一种永恒的当下。当下主义的提出基于法国的政治社会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局限性。倘若结合人类世、生态环境史视角加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可拓展当下主义概念的外延,为超越其限度提供一种借鉴。然而,无论是当下主义还是人类世、生态环境史,都蕴含着一种潜在的未来危机。面对这种时间危机,以历史伦理学、生态时间学、星球史等视角思考历史未来或许可为历史理论提供一种可能性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