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解读

如果考虑到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费用和信息的问题,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部门都将面临交易成本,委托代理和集体行动的困境,现实表明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指出行业协会有助于财产权利的实施和监督,并能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协会会员企业之间的冲突和提供人员培训,上述功能的实施则与选择性激励,会员密度,会员之间的协调机制和职员与会员之间的关系有关。     

参与集体行动还是获得资源：中国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因分析

以往的多数研究认为缺乏自主性阻碍了当前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但在行业协会普遍缺乏自主性的情形下,调研数据却显示私营企业加入协会的数量在持续增长。西方理论视角将自主性作为行业协会发展的基本逻辑,这一观点很难解释中国情境下的这一矛盾。基于研究转型国家的庇护理论(Clientelism),从企业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动机和企业政治关系对加入行业协会的影响。通过对2006-2010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有政治关系的经济精英加入行业协会的比例更高,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政策解读、与政府沟通和俱乐部服务,而并非行业自律和协调,私营企业加入行业协会获取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动机大于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     

论社会团体权力的生成——以消费者协会与行业协会为例

目前法学界对社会团体权力类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其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就经济法学界而言,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职能与行业协会的价格协调职能作为权力的运行样态蕴含了社会团体权力的生成机理。根据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团体成员的权利让渡于社会团体后之所以会转变为权力,其依据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第三部门的自愿失灵所导致的合法性不足构成了社会团体权力生成的障碍。因而,社会团体信息权与协调权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团体"慈善不足"与"独立不足"的克服。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集体行动困境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其效果取于行政立法机关与公众两个方面。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的困境,认为只有通过"有选择的激励"来约束行政立法机关依法组织并激励公众积极参与,才能实现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基本目标。     

行业协会处罚权的争端解决机制初探

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的有效运作对于行业协会处罚权的行使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行业协会对此的制度设计相当乏善可陈,本文在论证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功能的基础上,对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与司法审查的关系,我国行业协会争端解决权的制度设计都进行了相应的理论探讨.     

论人类集体行动困境中的伦理超越

针对行政管理过程中常出现的"搭便车"行为所造成的"集体行动的困境",结合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著名观点"集体行动的逻辑",认为出现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的公共性以及"经济人"的本能追求阻碍了集体行动的顺利实现。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通过分析"经济人"的社会属性,挖掘人类的"伦理"需求,建立集体成员间的信任以及激励集体成员可以实现集体行动困境的伦理超越。     

转型期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治理困境与路径选择

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在减少国防科技工业改革风险、克服官僚机构惰性以及弥补市场缺陷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治理工具之一。国防科技工业行业协会是"自上而下"生成的,属官办性质的协会,因此,会制约协会发展。优化国防科技行业协会治理的路径选择要把协会建设纳入到国防科技工业转型升级中考量,既要考虑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又要兼顾行业协会的具体情况,以便协会更好地履行沟通、服务、协调、监督功能。     

南海共同开发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与克服

集体行动的理论为理解南海共同开发存在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视角。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是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产生的根源。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结构困境、功能困境与进程困境上。选择性激励、结构优化和大国的作用是克服南海共同开发的困境的三条有效途径。南海共同开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化解。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论我国行业协会功能及其法律调整

作为社会团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协会具有诸多的功能.然而,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传统的政府与协会关系,以及政府职能转移的复杂性,造成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尚未理清,致使行业协会功能发育不充分,功能欠缺,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实行政会分离,完善协会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政府对协会的监督和引导,以期重塑行业协会的本来属性.构建以自律功能为基础,以服务功能为宗旨,充分发挥代表功能,参政议政,实现社会整合的行业协会的功能结构.同时也培育公民的公共精神,自然地夯实市民社会的基础.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行业协会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约与推动

企业能否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是制约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解决企业付出成本与获得回报的重要途径与组织形式。行业协会的角色与功能有助于这一过程中的企业形成联合，集体提供职业技能的教育与训练，从而实现成本与收益的合理化。     

利益集团形成机制探索:从多元主义到集体行动理论

多元主义理论指出,社会结构的变迁促使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志愿组建利益集团.而集体行动理论认为,人们在组建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过程中将遭遇"志愿失灵",除非实施选择性激励,潜在集团不可能转变成组织化利益集团.通过使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引入集体物品的概念,集体行动理论推动了集团理论的发展.     

农业行业协会:利益代表而非经济合作

农业行业协会是农业中实行行业自我管理的非营利社团组织,是介于农业市场主体与政府之间的一个社会协调性组织,而不是市场合作经济组织.农业行业协会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其根本任务不是为了促进协会成员间的经济合作,而是代表行业内涉农组织和专业大户的整体利益.政府应该采取经济、法律和激励政策等手段,规范和支持农业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     

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维度实证研究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开发了我国企业视角的行业协会功能测量量表,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确定了行业协会功能三维度模型,为我国企业和政府更加重视协会发展,发挥协会功能提供理论参考。     

近期资讯

全国出入境中介行业协会联盟成立日前,部分省市出入境行业协会共同召开的"全国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研讨会"上,各地协会经过协商,一致决定发起成立行业自律组织——全国出入境中介行业协会联盟。各地协会认识到,对于行业自律和规范,打     

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分析

伴随着城市基层治理的发展,城市业主维权行动已成为一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是业主自治的良好体现,但是在集体维权行动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境。本文通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分析了城市业主集体维权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并提出选择性激励等合理的解决办法,以保证业主的整体权益得到维护,推动集体行动的进程。     

行业协会转型与企业声誉研究

企业声誉作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企业声誉的建立需要行业协会等外部力量的协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也需要寻找切入点，完善协会功能，实现协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特殊性为着眼点，提出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其功能发挥为企业声誉建立提供支持。     

赋权与增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以成都市社区建设为例

城市社区参与不足一直是各界共同关注的议题。文章以成都市社区建设实践为例,引入增权视角,讨论了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原因及对策,认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及社区居民权能的缺失,结合成都市实践,提出"赋权与增能"是推进城市社区参与的重要路径,通过个体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增加社区及社区居民的权能,推进城市社区参与。     

情感与效能:集体行动中群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视阈

大量实践研究表明,"群体情感"和"群体效能"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具有一种正向预测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行动尤其是利益主导型抗争即是基于特定目标的实现采取的一种特定行为,在这一集体行动实施过程中,群体对自身行为有一定的认知和评估——表现为一种"集体效能"指标,尤其是对行为结果有效性和达成性会有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成为影响集体行动趋势的重要因素。面对集体行动中的认同干预,执政者应对这一过程的重点不仅要从情绪舒缓的层面帮助他们排解淤积的不良情绪,隔断其负性消极认知,同时更要从思维、行为等层面介入集体行为,干预其行为过程,通过信息公开、空间物理隔离和问题解决等层面切实提升他们对事件本身的积极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