邾鲁文化的渊源与形成

邾,又称邹,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方国,西周初年所封的鲁国乃古代东方的奄国之地。两国域内著名的"汶阳之田"与"泗西之地",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老东方文明。这一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岳石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冲击、西周文化东渐与邾奄文化的交融、春秋人文思潮与邾鲁文化的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甲骨文中的沚■

是武丁时期一位重要的军事大将 ,他曾是商王朝的一位异姓诸侯 ,被武丁用武力征服后 ,臣服于商王朝。他活动在商王室事务中。武丁对他恩威并重 ,这主要是武丁为了加强商王朝西部地区的战略防御     

安徽江淮地区商代遗存初步分析

通过对安徽江淮地区已发现的商代遗存进行分析，可初步把安徽江淮地区商代遗存分为二里岗上层期、中商期、殷墟期三个阶段。各期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文化对包括安徽江淮地区在内的南方仍有较强的影响力。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南方急剧收缩与商在南方缺少经营有关，这也可说明殷墟期该地区遗存发现较少的情况和文化因素变异的原因。     

中商时期对四土的经营

中商时期是商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阶段。该阶段商文化的分布地域比早商时期进一步扩展,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商文化在渭河西进、东退,中心聚落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大体反映了中商时期商朝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基本态势。晚商时期,商朝对四土的控制大为收缩,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王玉哲先生关于盘庚迁殷之前商族还处在氏族制到奴隶制的过渡阶段、盘庚迁殷后才算正式跨进奴隶社会的“一家之说”,证据不足,疑点颇多。     

[处火]卣和 族族姓

通过对[处火]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先秦汉晋各王朝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开拓与经营

我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历代中央王朝对这片地区不断进行开拓和经营,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和进步,加强了它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一、夏、商、周王朝以及秦、楚两国对西南地区的征伐与统治 很早以前,西南地区的远古氏族部落与中原的原始文化就存在某种联系和相互影响。黄河中下游流域进入阶级社会后,西南地区仍处于氏族部落阶段。但中原的部落奴隶制国家和此后的三代王朝先后与西南某些地区的部落,某些民族或国邑存在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关系。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传说中的黄帝、尧舜时期,中原统治者的势力即已到达西南,并进行统辖。如,巴蜀境域的“华阳之址,梁岷之域”,“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又如,黄帝下属的一些部落,在其首领昌意的率领下,从黄河中上游流域南迁到若水（今四川雅砻江、金沙江）,还“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使蜀境的原始民族中渗入了中原民族的成分。     

商代对晋南地区的经营

晋南地区是商朝极力经营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商时期对晋南地区的军事防御是早商时期经营有夏之居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资料表明,由于商朝国力的衰落和晋南地区土著势力的强大,中商时期,商朝一度放松了对河东、晋南大片地区的控制,而重点加强了对晋东南地区的经营。晚商时期,商朝军事力量在晋南地区进进出出,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实力的消长和晋南地区颇为复杂的民族关系。商朝对晋南地区的持续政治、军事经营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境内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为周朝建立前夕,文王之世在晋南地区的开拓奠定了基础,并对晋南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

以考古学文化分期为依据,分别建立了东北嫩江流域、辽西山地、辽西平原、辽东南部、辽东北部、第二松花江流域、图们江流域等7个自然地理区域内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坐标。经过横向对比和整合研究,划分出了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战国四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以纵横两方面研究为基础,构建了整个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     

商代淮河流域经济述论

在夏代的基础上，由于淮河流域居民的辛勤劳动，商文化的南斯和东纪、越族等文化的影响，淮河流域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越往北，受商文化的影响越大，文化水平越高．从考古资料来看，大体在安徽毫县以北的地区，由于原本就是商文化的发祥地，又靠近商王朝的中心地带，所以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中原黄河流域地区．由此向南的淮北地区次之，淮南又次之。一、商代治河流域的回族、自带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各区经济发展＊平经笔者综合诸家考证，商代淮河流域范围的国族、邑落主要有盂方（河南难县）、商（河南商丘）、毫（商丘市谷熟集…     

甲骨金文的"(族)"与殷墟"(族)"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族)"与殷墟出土的两座"(族)"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族)"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初考(上)--兼析所谓"大藏区"的历史真相

本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 ,通过对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清楚地指出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中央王朝有了密切联系 ,有的即属中央王朝统辖。吐蕃在 7— 8世纪虽曾一度占据过这些地区 ,但这只是其在对外扩张中一时的态势。由于唐王朝始终坚持反侵夺斗争 ,加上被占地区各族的反抗 ,吐蕃时期并未能亦无法形成由其有效统辖的所谓“大藏区”。在吐蕃崩溃后 ,这一情况自然更不可能出现。到元、明、清时期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和各藏区的治理更为全面、有力 ,始终没有出现过由西藏地方统辖的所谓的“大藏区”。     

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初考(下)--兼析所谓"大藏区"的历史真相

本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 ,通过对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清楚地指出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中央王朝有了密切联系 ,有的即属中央王朝统辖。吐蕃在 7— 8世纪虽曾一度占据过这些地区 ,但这只是其在对外扩张中一时的态势。由于唐王朝始终坚持反侵夺斗争 ,加上被占地区各族的反抗 ,吐蕃时期并未能亦无法形成由其有效统辖的所谓“大藏区”。在吐蕃崩溃后 ,这一情况自然更不可能出现。到元、明、清时期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和各藏区的治理更为全面、有力 ,始终没有出现过由西藏地方统辖的所谓的“大藏区”。     

关于商王田猎诹日问题

关于商王田猎诹日问题彭明瀚殷墟甲骨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卜辞是田猎卜辞，晚商时期每一位商王都喜好田猎，这与史籍中谈到殷人好畋游的记载正好相印证。商王田猎问题曾引起后人的浓厚兴趣，周人把商王朝亡国与田猎相提并论。甲骨文发现后，许多学者也对此倍加关注，就商王...     

浙江聚落:起源、发展与遗存

聚落是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人类的居住地.因此,聚落的起源、发展与遗存状况,也是浙江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浙江聚落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罗家角类型,良渚文化时期和青铜文化时期,浙江的聚落也富有特色,到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的崛起和转卷虫海侵的退却,浙江的聚落更是丰富多彩,至今仍有一些聚落遗迹可寻.     

泗水中上游地区商代聚落形态初探

商代泗水中上游地区聚落群聚现象明显,聚落与青铜器出土的数量远多于前代岳石文化,群内聚落等级分化凸显。聚落形态变迁分为三个阶段:早期,南部薛水流域聚落群成为地区中心,前掌大是中心聚落;中期,整个区域的聚落呈现衰退状态;晚期,以前掌大为中心的聚落群再次出现,漷薛聚落群再次成为地区中心。商王朝东扩经略的变化,导致了各阶段聚落形态的差异。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商朝国家结构与国土改造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四土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殷商王朝与附属型诸侯、方伯之间的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逐步加强使得殷商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摆脱殷以前的原始性与松散性,从而使其逐步向日渐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商王朝掌握对诸侯的任免权及对臣僚的监察权的说法,并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历史实际.商王朝与敌对型诸侯、方伯之间关系中的"作邑"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之制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商王朝在一些军事要地尤其是边境地区屯驻师旅的制度与西周时期设置诸监的制度颇为相似,是殷商王朝加强对四土经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它反映了商代国家结构及政治制度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的原始性.殷商王朝与四土的关系表明,商代四土之地已经逐步成为商代政治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是一个由邑土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过渡的发展中的早期国家,并非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的领土国家,更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大帝国.     

西平郡城考

西平郡城是湟水流域具有完整城市概念和功能的城垣,它的建造标志着西平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完全形成和中央集权对湟水流域的有效控制。西宁地区(湟水流域)作为农耕经济区与游牧经济区的交汇点,对于控制青海高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汉王朝政治家、军事家们十分看重的地区。建置西平郡正是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势力扩张的结果,是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同化落后文化发展的必然。因此,研究西平郡及其城垣,不断揭开附着在城垣上的历史信息,勾勒当时的社会状况,意义十分深远。     

甲骨金文的“ ”与殷墟“ ”墓

将殷墟甲骨文、晚商铜器铭文中的＂＂与殷墟出土的两座＂＂铭铜器进行综合研究,可知＂＂在商代是一个较重要的族氏,生活于武丁至帝辛时期。该族氏的族长或重要人物,世代出任武职,在殷王朝的对外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