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危机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理论已经成为理解和解释当今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性的社会情景致使社会信任结构体系断裂,产生了社会信任的非社会化、私人化和非理性化等危机。这种由社会风险造成的社会信任危机,可以通过强化信任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宣扬共同价值观重建社会信任文化,同时加强信任制度建设和构建"第三方"信任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信任危机,促进人们形成普遍信任的心态,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信任模式的变迁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律作为维护社会信任的主要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法律信任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保障人民权益的必然要求。分析中国传统信任模式下传统信任观存在的理论基础及实践价值,结合西方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理论,对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信任体系建立的必然性及其模式进行了阐述。     

社会信任及其重建

本文从一般信任关系的理解入手,探讨我国传统社会信任模式的特征,分析信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探讨信任危机的表现和实质,认为我国当前不存在普遍的信任危机。并进一步分析传统信任的当代价值,提出建构我国信任社会的途径。     

论最低限度的信任及其建构——基于“扶老太难题”的分析

"扶老太难题"既折射出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也反映道德冷漠、道德焦虑等社会问题,公正的旁观者、信任自然主义等方案都难以解决这一难题。为了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困境,最低限度的信任是可选方案。最低限度的信任由诚实与真诚、不撒谎、诚信构成,它对社会稳定、走向更高级别的信任具有重要意义。从允许与认可、重叠共识与道德共同体建构三个层面重构当前社会的信任,以期解决"扶老太难题"及其导致的社会信任危机。     

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信任的三个维度——关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探索

中国社会在相对较短的历史时空内,相继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共存、碰撞与交融,社会信任在这三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本土视野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作为社会信任发展的三个维度,赋予了社会信任不同的内涵。传统的软环境下产生的熟悉信任,现代的硬环境建构的陌生信任以及后现代碎片式信任关系。面对今天的社会信任危机,应该采取更加清醒、沉着和理性的应对方式。     

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信任结构的同构性——以成都市大丰镇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为差序格局特征.根据关系强度的划分标准,可以将它划分为强关系、弱关系和中等关系.同时,农民工的信任结构也是差序式的,根据信任的来源可以划分为义务信任、交往信任和契约信任.信任是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以义务信任为基础建立强关系,以契约信任为基础建立弱关系,而以交往信任为基础不仅建立中等关系,而且还可以将弱关系转为中等关系,把中等关系变为强关系.由此,信任与关系对应构成了多种类型的关系网络,并且呈现差序格局特点.     

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研究

虚拟研发组织是由缺乏长期交往历史的成员组成的结构松散的组织,其信任关系形成的原因必然有别于传统实体组织中信任关系的形成。文章通过分析虚拟研发组织信任关系形成的快速性、信任各方的相对平等性、关系形成的技术归属性三个主要特征,揭示了虚拟研发组织中信任关系形成存在任务机制、信用机制和关系机制。认为信任方基于完成任务的需要,根据对合作伙伴的角色和技能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对信用约束和保障的信心,根据对契约和合作伙伴信誉的认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基于与合作伙伴由于既有关系和交往关系产生的认知和情感决定是否给予信任。     

有效社会管理与社会信任重建

当前社会管理困境不仅仅源于社会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深层次的还在于社会信任结构的缺陷,现代社会管理所需要的制度信任尚未建立健全,导致了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频频遭遇"公信力陷阱",社会管理效率低下。有效的社会管理要求实现社会信任结构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现代转换,重建社会信任体系可以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地方治理变革和社会组织建设三个方面着手。     

普遍信任的缺失与培育：社会资本视角的分析

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中存在的信任危机,本文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借助国外有关社会资本与信任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科尔曼、普特南和福山等人理论观点,从社会关系网络、民众参与、社会规范等方面来分析普遍信任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社会转型期培育普遍信任的途径和措施。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政治信任培育机制的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渡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并日益凸显,政治信任流失越来越严重。大学生是中国精英群体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大学生政治信任涉及到大学生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研究政治信任危机理论,探讨大学生政治信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来分析大学生政治信任的重要性,尤其是用以分析当前大学生政治信任的影响因子及信任机制培育等,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会计诚信与社会

会计诚信是会计之本。会计如果离开了诚信,就失去了会计的意义和作用,其后果危害极大。重振会计诚信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人为本,要“正人先正己“,加大力度提高地域、部门、单位负责人、会计主体和全民社会群体思想、道德诚信和法律意识,使其认真地、诚信地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才能真正地实现全面的会计诚信。     

区块链智能合约对传统合同法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智能合约是区块链六大核心技术之一，是未来数字文明的重要基石。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以陌生人社会点对点的技术作为信任环境，一旦设定的条件满足即可自动执行。当虚拟世界智能合约与现实社会的主体、事物发生交互时，智能合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但是作为一串由计算机系统自动执行的代码，智能合约向传统合同法提出了巨大挑战:智能合约不能修改和终止；匿名性、格式条款、计算机语言不易辨识等易造成合约相对方意思与表示不一致，而法律效力评价难以发挥功用；智能合约即使通过技术之力极尽“事前预防”之能也难以完全排除智能合约被攻击、当事人权利受损的可能性，而权利事后救济也难以发挥功用。解决虚拟世界智能合约技术规则与现实社会合同法律制度冲突的基本思路应当是虚拟世界为合同法的实施留出技术平台，合同法也应当插上科技的翅膀融入虚拟世界。     

社会信任危机的现代反思及其三维重构

信任危机已经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社会结构、制度等方面的变迁,可以从性质上将信任危机划分为体制性信任危机、阶层性信任危机、失范性信任危机、逐利性信任危机、地缘性信任危机和差序性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给社会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也迎来了必须要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刻"。要恢复信任,必须从三个维度进行重构,即必须要守住个人的底线、政府的底线和社会的底线。"守住底线"是一句无奈的呐喊,但是只有守住底线,才能建设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信任危机因利而起,也必将因利而终,这是发展之必然。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信任危机:大学生个体存在性焦虑的根源剖析

伴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不少大学生存在焦虑、抑郁、缺乏安全感、主观幸福感低、自我矛盾或分裂等个体存在性焦虑问题。其根源之一在于大学生在社会交往中缺乏信任感。要克服信任危机,不仅需要加强社会法制、重建诚信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同时也要求加强大学管理制度,加大对大学生的精神引领,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风险社会,开放自我、完善人格。      

协同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信任危机问题研究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治理环境愈加复杂多变,地方政府信任危机由此出现。协同治理机制缺乏、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多主体间互动互助不足等因素,会影响社会治理绩效,导致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甚至引发信任危机。运用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公民、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出发,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各主体的权力运行机制,可以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治理的协同增效,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     

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从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

当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的转变引发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与此相应,信任模式必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变迁,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民间法研究的使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学界掀起了一股民间法研究热潮。但民间法研究的使命何在一直暗昧不明,这不能不制约民间法研究的深入和民间法的复兴。当代民间法研究应当肩负探寻民间法的话语系统,推动民间法的合法化,引导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互动,以及重建社会信任系统四大使命,其中,尤应对民间权威给予充分关注,通过对其积极引导和有效规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研究使命的践履和法治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