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良知思想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他与王艮一样，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他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王栋良知观论略

王栋是王阳明的“良知”说的倡导者,一方面肯定王阳明良知说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反对“致良知”说的一个“致”字。王栋认为人的良知受蒙蔽是受人的气质、对良知的认知以及日用应酬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王栋还在王艮“百姓日用即道”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日用良知说。不过,王栋没有照搬王艮的理论,一方面,他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思想推向极至。另一方面,王栋对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作出某种限定。所以不仅对王阳明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也对王艮的良知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正。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泰州学派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王艮出身平民,不是完全的学究型学者,所以他对于儒学的思考也是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入手,提出了他自己的＂百姓日用之学＂,强调圣人之学就是百姓日用之学,人们只需在其日常生活中体贴良知之天理,离却日常生活,无道可明。他的这一思想是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为儒学从少数精英学者之事向天下百姓皆可为之之事的过渡,为儒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普通民众中的实现和普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泰州学派思想家王栋论

王栋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心斋的一传弟子,著名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贯通综合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与王心斋“格物之学”,提出“诚意修身说”;其政治思想为亲民思想;百姓日用为道,觉民自任;其政治主张为严于限田、封建、肉刑、里选。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王襞心学思想概述

王襞继承了王阳明及其王艮的心学思想,大讲心之妙用。他认为良知是由“心之体”发出的知觉与本能,具有自发自导功能,所以他特别强调良知对人的主宰作用。王襞还把泰州学派的“乐学”之乐,解释为顺应心体的自然流畅之乐,从而把泰州学派的乐学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强调良知之性的活泼性,反对一切束缚,主张率性而行。此外王襞的心为主宰、率性而为的主张,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体现,并形成了他特有的人格特质。     

王阳明“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的趋融

《尚书》中的“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在后世经学阐释中逐渐开启了“狂”与“圣”之间的分野,宋代以降屡有对“狂”“圣”分野的质疑与重释,明代关于“狂”与“圣”的讨论开始往“心学”之路上走。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框架中阐释“狂”及“狂者胸次”,“圣”及“圣人气象”。王阳明认为,狂者依良知真是真非而行,在行为上“嘐嘐圣人而行不揜”,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他提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将成圣的根据牢牢安置于人的内心,“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将圣人之道与自己的致良知之学绾合起来,高屋建瓴地提出“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在他的思想中“狂”与“圣”渐趋弥合,在他的人格上“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也渐趋融合。“狂者胸次”与“圣人气象”趋融的关捩就在于“裁”。以“致良知”裁之,“狂”之资与“圣”之质在阳明的人格上趋于圆融自如。     

李贽教育哲学思想初探

李贽(1527—1602)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反映了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市民阶层的要求。其思想深受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良知”人人皆有,“满街人都是圣人”等思想在李贽的思想中均有反映。他还继承并发扬了泰州学派关于“道”的思想。泰州学派来源于“农工商贾”,活动于“佣夫厮养”之间,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平日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是道。他抨击宋明理学是“假道学”,道学先生是“口谈道德     

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康有为的“物质之学”思想述评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创立保皇会，力主勤王，继续鼓吹维新变祛．1904年起，康有为游历了欧洲十一国，随后写下了《物质数国论》等著作，认为：“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1]，但如果“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同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2]，提出了“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3]的观点，大倡物质之学．本文试对康有为的“物质之学“思想，进行初步探讨．一、反有为“物质之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的“物质之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欧…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税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思想

“万物一体说”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万物一体说”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心即理”是陆九渊提出来的，王阳明对这个命题作了新的发挥，成了他“万物一体说”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他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由于“心”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是“天下之大本”，所以，世界的一切，离开了“心’就不复存在。因此，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王阳明的“心”即是“良知”。他用“良知”把心…     

致良知论——阳明心学思想初探

“致良知”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命题,它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也是其思想宗旨和最终归趣。从其心学的思想立场出发,王阳明赋予良知以多方面内涵,验证其先验性、普遍性和绝对性。天赋良知通过“行”由本然之知转化为明觉之知的过程,就是知行合一并进的致良知的过程。他对良知与致良知关系的规定,显现其统一先天之知与后天之致的思路,同时又构成了本体与功夫的逻辑前提。王阳明致良知的理论把心与理、知与行、道德修养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将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相结合,表达了宋明理学“本体与工夫”结构的基本内涵,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其积极的实践意义。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人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儒家修、悟、证三境界说——以顾宪成为主要考察点

修悟问题虽然可与儒家的某些内容会接,但并非儒学所固有,伴随着长期的文化交融,修、悟之说逐步引入儒学,明代良知学流行,使这一问题尤为突起。由于阳明学盛谈良知本体,言“悟”之说极为流行,竞相高标,流弊渐生,于是顾宪成起而矫之。他保留了阳明学言“悟”的合理性,提倡修悟相即,又突出了修的在先性和一贯性,认为悟前须修,悟后也不能不修。就功夫论的完整序列而言,顾宪成认为有修、悟、证三境,实体之证才是最高的境界。就实证来说,他又矫正过于强调心证的偏向,肯定同时代学者以“躬行”立教的说法。顾宪成的三境界说完整圆融,既有对世性,也带有总结性。     

论宋濂的“为文”思想

宋濂的“为文”思想，继承儒家的文学理论，认为“为文”的任务与功用在于宣扬儒家之道，教化人民。为此目的．作家必须“养气”：加强道德修养。在论述“文”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时，他提出“文随”“其实”、“感事触物”、“江山之助”等观点，认为客观事物对作家的思想与写作具有积极作用。宋濂的“为文”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由仁转智——论阳明学派对“是非之心”的辨析

对宋明理学家而言,如何理解四端之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程朱一系的解释中,仁之德性“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四端之中心。阳明学兴起后,由于王阳明对是非之心的强调以及“知”“智”古字相通,因此部分王门后学提出“良知为智”这一命题,并进而主张“知（智）亦统四端”,倾向于以“智”的角度诠释良知,并通彻于心德之全部,希望由此彰显并保住心之超越性、涵盖性、主宰性以及纯粹至善无对性。仅以对是非的判断定义良知,引发了部分学者以后天之念而非道德本心理解良知的歧见,由此又引起了王门内外学者的理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