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8的调查数据

幸福感是人们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一种情感性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文献评述及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提供的数据,从自我期望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等三个层次上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对分类变量进行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发现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即农村居民幸福感不高于城镇居民。同时,简要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两个方面和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测定了人力资本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出了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人力资本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一理论和现实相一致的结论。从而明确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确定了改善人力资本不平等,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是政府提供的最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     

性别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性影响

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足以改善性别不平等状况,即性别平等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它需要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可持续的政策机制。如果仅仅依赖财富的增加,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而然会带来妇女地位的提高;或把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对立起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以求得经济发展,这种片面的发展观和经济决定论不但会导致性别平等事业的停滞和倒退,而且也不会真正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以发展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弱化了国家对妇女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在工资、招聘、提升等方面对女性的歧视。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因果关系研究

采用Granger方法对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互相促进。这说明收入分配差距的适度扩大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     

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机制分析

充分了解贫困的变化机制,对贫困消减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状况对贫困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其决定机制并非简单。通过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各阶层实际经济增长的差异、社会不平等程度与社会各阶层人口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后发现,促进社会平等与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改革对贫困的消减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可以实现的,有效的贫困消减策略需要一整套系统协调的社会经济政策。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基于972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利用二元离散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之间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因素方面的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就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和环境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经济保障在增进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要重视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因素在增进农民幸福感提升方面的积极作用,要强化农村社会经济保障体系建设,以增强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科技人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来自不同时期的省级数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科技人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日趋重要。基于我国不同省份的面板数据,可以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研究科技人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结果表明:科技人才的产出弹性自东向西逐步递减;科技人才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性正逐年增大,在经济增长中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势。     

经济增长不能促进幸福吗？——四十年“幸福悖论”的全球追踪

幸福悖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启示在于,短期和中长期政策的关注焦点不同。从短期来看,中国还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民的主观幸福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长期来看,科学的幸福感态度和及时的预防措施也至关重要。我国应当冷静看待国民幸福感这个关键词。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不能仅将主观幸福感作为社会效用评价的唯一机制,还要结合其他社会绩效指标衡量国民的生活态度。     

聚集经济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聚集经济是城市经济的核心特征并且与城市经济增长紧密相连.本文从城市聚集经济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入手,探讨了城市聚集经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建立了实证检验两者相互关系面板数据模型,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1990-200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的数据分析方法,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聚集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该弹性系数为0.14%且具有长期、动态性特征,同时这一效应要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聚集经济的增长效应,以此提出了促进中国城市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阶段性差异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

采用资本、劳动、能源三要素生产函数,利用1995—2012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科教、对外开放、政府干预和产业升级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阶段性差异。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各阶段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阶段性差异显著。对外开放、政府干预、产业升级对各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具有明显阶段性差异。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实施差异化区域经济改革战略。     

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文章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重点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机制。在此基础上,逐一分析了这些机制在我国如何发挥作用,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关系研究——基于江苏省行业面板数据

本文用江苏1996-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对大气污染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三种大气污染物与企业总产值呈同方向变化,总产值越大,污染排放量越大;不同行业在大气污染排放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供应、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行业是大气污染排放的六大行业.这一结论对于行业污染监控具有指导意义.     

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最新发展的面板单位根与面板协整分析,以1978—2008年我国物流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两者进行了经验检验,证实了物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面板协整关系。基于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得出我国物流供给规模和物流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果。     

如何改变经济增长而国民快乐滞涨的现象

快乐很重要,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目的。中外现实表明,经济增长却并未很好提升快乐。运用经济学审视,从宏观看,GDP指标专门性特点决定了其不能很好衡量快乐。从微观看,随着个人收入上升,劳动成本和欲望也在递增,而相对收入和偏好却不增,因而快乐净增也不多。增长与快乐关系疏离在中国尤为突出。因此,站在政治经济学角度,特别需要政府依据社会快乐最大化为标准,适当调整GDP指标,公平分配GDP蛋糕,运用公共政策调整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让经济增长更好服务于快乐需要,这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挤压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本文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作者在不否认人口对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的促进作用的同时,又认为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将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产生长期的挤压,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政府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的支出.     

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相互关系

增进国民幸福、快乐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终极目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快乐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精神动力。     

广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计量经济的研究

利用2003～2009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计量经济模型对广西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广西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规模、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城市化进程后,广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广西的外贸依存度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虽然不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可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提高,从而间接地促进广西的经济增长.     

获得感、公平度与国民幸福感提升——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微观调查数据,在运用非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探察民生公共服务带来的获得感、公平度与被访者幸福感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中,二次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当获得感持续增加并超过拐点之后方能正向提升幸福感。交互效应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则表明,公平度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公平度上升能进一步增强获得感、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实证结果还进一步明确了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这些非线性效应意味着获得感的提升并不必然会增进幸福感。因此,要提高民众幸福感,需持续增加获得感,同时确保获得感增进过程中的公平性是一切措施的重要前提,让人民真正从改革发展中获得实惠。     

我国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研究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的相关关系,有助于我们解决经济增长及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文章第一部分通过对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和公共支出之间两两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增长与不平等相关关系不显著,但从产业结构看,第一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具有相关性,而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增长与不平等并无相关性。尽管公共支出对增长有正效应,但公共支出不能使不平等收敛,反而增加了不平等。基于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了改善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社会不平等关系的政策建议,进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出工作的重点应从重视效率转向社会公平、改善公共教育支出结构、加强低收入群的医疗保健支出、增加失业救济等促进社会公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