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分摊研究——基于共同环境责任视角

区域间碳减排责任分摊,是制定节能减排政策的一大关键难题。为合理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对中国区域间产品贸易隐含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按照共同环境责任原则确定各区域碳减排责任比重。在此基础上,将中国2020年减排目标逐年进行区域分摊。研究发现:中国碳排放存在由资源富裕区域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由沿海向中部区域转移的基本特征;2006—2020年中国累计应减少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增加;中部地区分摊的减排任务最重,京津区域减排任务最轻。为实现总体减排目标,国家应对中部、西北等区域进行财政补贴,鼓励其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淘汰落后产能,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应激励东部沿海区域对能源富裕区域进行资金、技术和人才支持。     

“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实证检验

建立扩展STIRPA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绿色税收的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有所放缓,但依然存在总量过大的问题。三大地区碳排放量依次为:东部>西部>中部。整体上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都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分区域看,东部地区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西部地区广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显著;分阶段看,2018年开征环境保护税之后,狭义绿色税收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被削弱,而广义绿色税收的影响程度有所提升。为实现“双碳”目标,应聚焦碳减排,制定差异化的碳减排策略;利用差别税率,健全绿色税收体系;立足跨区合作,完善区域税制协调机制。     

中国区域碳排放绩效评价与差异分析

建立考虑资源禀赋限制的全要素指标体系,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十一五"期间碳排放绩效予以评价,在此基础上梳理各区域碳排放绩效演化特征,进而把握各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差异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整体碳排放绩效保持较高水平,但提升速度相对较缓慢;三大地区中,东部地区绩效最高,西部地区提升速度最快;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间在2006—2009年差异较稳定,之后呈发散态势,东部地区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中部地区发生α收敛,西部地区差异变动较大,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变动较小。     

中国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及潜力探究

运用拓展的STIRPAT模型对1995-2016年中国四大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实证探究,同时基于脱钩分析构建相关评价指标以揭示各地区历史碳减排贡献、潜力及其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等对全国及各地区碳排放而言均为稳定且重要的影响力量,且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地区这些作用力表现差异明显;（2）外贸仅为驱动东北与东部地区碳排放增长的显著力量;（3）表征技术效应的能源消费结构,仅对东部地区发挥了符合理论预期的抑制力作用,而碳强度则没有发挥出理想的技术溢出效应;（4）样本期间,各地区平均碳减排贡献及平均碳减排潜力大小均依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区域间碳关联测度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减排压力巨大;为实现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需要对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从而对各区域制定差别化的减排策略。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利用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区域的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明显弱于中部与西部区域;东部与西部区域对中部区域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中部与西部区域对东部区域的溢出效应;区域间碳排放反馈效应很小,各区域差距也较小;能源直接消耗部门的总效应值远超其他部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区域和部门角度对中国碳减排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

运用Theil指数,测度我国地级以上城市GDP值前110强城市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并采用STIRPAT模型分析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中国城市碳排放的空间分异较为明显,西部城市的碳排放水平整体上落后于东、中部城市;总体差异值按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单位碳排放提供就业岗位数的顺序递减,地带内差异远远大于地带间差异;常住人口数、能源强度、人均GDP值是影响样本城市整体碳排放量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多元化演进水平对碳排放增长的缓解作用不甚明显。     

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特征及门槛效应

基于200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并刻画其时空演化格局,进一步采用双变量LISA模型探究二者的空间联合演化趋势,以及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系统探究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1)时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均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空间层面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表现为东部地区较高、东北地区较低且降幅明显、西部地区增幅最大。(2)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在研究基期具有正向空间关联性,到研究末期则逐渐转为负向空间关联性,区域异质性增大;高高集聚型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低低集聚型集聚区片状分布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3)新型城镇化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具有非线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较西部地区薄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筑牢环保意识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立足区域优势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以发挥减排效应等,从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旅游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乡村数字化可以促进农业碳减排吗？

数字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制高点,农业碳减排则是“三农”问题的难点,研究数字化与农业碳减排二者关系,有助于为农业生产领域“双碳”目标实现探寻新的路径。在构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指标的基础上,对2003－2018年30个省（市、区）乡村数字化水平和农业碳减排二者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区域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乡村数字化对农业碳减排的动态影响呈现出产业差异,面临乡村数字化的冲击,种植业净碳汇在整个考察期呈现出稳定的正面响应,畜牧业碳排放则总体呈现出负面响应,从后期趋势来看乡村数字化对种植业的冲击力度要大于畜牧业;（2）乡村数字化水平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全国层面农业碳减排,但乡村数字化水平对畜牧业的影响则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制约,对种植业的影响则不会受到制约;（3）乡村数字化水平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有利于显著增加东部地区种植业净碳汇,显著降低东部和中部畜牧业碳排放量,但对中西部种植业和西部畜牧业不显著;（4）财政支农力度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碳减排,财政支农力度除对西部地区畜牧业碳减排不显著外,对其他地区农业碳减排都比较显著。     

山东省地市碳排放效率测度、影响因素与提升对策

加强地市碳减排、提高地市碳排放效率是山东省碳减排的重要途径。构建考虑能源替代效应的RAM模型对山东省地市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进行差异性分析和聚类分析,运用Moran’s I自相关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构建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7地市碳排放效率呈现空间聚集效应,多数地市表现为空间依赖性;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镇化对碳排放效率有负向影响,对外开放与科技支持水平对其有正向影响;各地市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发展低碳产业、合理推进城市化、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增加科技投入、完善区域碳减排合作机制等提升碳排放效率。     

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动态影响的省际比较——基于协整分析和状态空间模型

利用协整分析和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我国碳排放的动态弹性,选取东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横向区域比较,结果表明：2003年以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导致碳排放弹性系数的增加,相反,每单位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碳排放量的增量是下降的,但 2003年以后碳排放弹性系数开始持续上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导致各省区碳排放弹性系数呈现出区域性差异的特点,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而增加的幅度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北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低。据此,政府应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企业应加快技术转型,大力发展低碳型产业;公民应增强节能减排意识,全民参与共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两型社会”的构建。     

基于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研究

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问题是碳交易的基础,也是真正落实国家和地区减排目标的关键。基于信息熵和玻尔兹曼熵,提出一种新的企业碳排放配额分配模型,该模型基于公平、有效和可执行原则,考虑各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发展需求,以行业内企业碳交易成本最低为目标,将区域碳排放总量分配给各个企业。以昆山市张浦镇为例,采用2012年和2013年数据,进行2013年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并与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基于信息熵的区域碳排放总量行业间分配,考虑各种影响因素,符合各行业减排责任、能力、潜力和效率;基于玻尔兹曼熵的行业碳排放总量企业间分配,既符合企业发展需要,同时也奖励了高排放效率企业,惩罚了低排放效率企业,从而有利于促进区域低碳发展。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会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碳排放效率产生明显的差异作用。基于全要素视角，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008—2016年30个省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以此为基础，探求命令控制、市场激励与自愿意识三种环境规制类型对中国不同区域碳排放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结果显示:（1）全国层面上，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综合环境规制强度同碳排放效率间呈现“U形”变化趋势，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的主导力量由“倒退效应”转变为“倒逼效应”；（2）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平均规制水平已跨越曲线拐点，实现“倒逼效应”，但中部与西部地区尚未超过拐点值，而对于市场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目前各区域“倒退效应”仍处于主导地位；（3）三大区域中，东部地区依靠市场激励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更有效率，而对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仍处于主体地位，且能够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针对不同地区提出选择科学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等政策建议。     

我国碳强度减排的实施路径研究

我国碳排放区域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已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在人均碳排放原则与2020年各省的碳排放配额预测数据基础上,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和碳排放量不均等的现实,国家应在区域间建立碳强度减排机制和碳减排项目合作机制。这不仅有利于缩小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距,实现公平目的,还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我国碳强度减排目标。     

基准线法下企业最优碳减排和产品定价决策

基准线法是碳限额与交易制度中免费碳配额分配的常用方法之一,其实施关键是确定碳排放基准值,即企业所处行业单位产品碳排放量的平均值。假定有政府和企业两个决策体,政府作为领导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生产企业作为跟随者以利润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决策企业碳减排水平和产品定价。通过构建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斯坦伯格博弈模型,探讨基准线法下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设定、企业最优碳减排决策和产品定价策略。研究表明:政府最优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与政府碳减排目标、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碳排放量和环境影响正相关,与消费者低碳意识负相关。企业的最优碳减排水平决策和最优定价决策,主要受政府碳排放基准值、未减排时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成本和消费者低碳意识等因素影响。     

中国区域碳强度目标设定的情景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运用情景分析方法,对区域碳强度目标的设定问题进行研究,以区域碳排放模型为基础,根据模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进行情景设定,分析预测区域自身的碳强度降低情况,从而制定出适合本区域的碳强度目标。以北京市为例,设定出15种不同的发展情景,分析在不同情景下碳强度目标的实现情况。研究表明:北京市“十二五”期间的碳强度降低18%的目标是合理的;北京市2005—2020年的碳强度目标在45%~50%之间会更为合理;北京市“十三五”期间碳强度降低区间应在6%~8%之间。对北京市而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占比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平稳发展,都能促进碳强度目标的实现。     

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中防范企业逆向选择的演化博弈

在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免费分配过程中,企业逆向选择会导致政府配额分配过量进而影响减排效果和环境治理,针对这一问题,以“复制动态方程”和“演化稳定策略”为建模基础,构建政府和企业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研究博弈双方和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并通过仿真模拟分析相关参数对演化路径的影响。结果显示:当政府对谎报企业的罚金小于其监管成本时,博弈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谎报碳排放量且政府不监管。为避免出现这种企业逆向选择却不受监管的不利局面,政府应积极运用各种手段降低监管成本,加大对谎报企业的惩处力度,同时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从而实现碳排放权初始配额的合理分配。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碳减排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回顾了全球碳减排方案和中国碳减排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简要的评述。结论：（1）基于考虑历史责任的人均累积排放相等原则确立的全球碳减排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2）影响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很多,减排对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