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数量化的两大初始动因及其现实落差——关于功能主义哲学观和科学主义发展观的反思

经济学的数量化壮大于20世纪30年代而极盛于50-70年代,起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实践上盛行的实用主义原则,这由功能主义哲学观所促发;二是理论上遵循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由科学主义发展观所引领.尽管数学作为一个工具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分偏重数学却窒息了经济理论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现象是由复杂多变的人类互动产生的,涉及文化的、心理的、认知的以及制度的等各种因素,从而无法通过数理模型将经济理论完全"精密"化;另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但过分强调经济学的应用色彩,就会蜕变为就事论事的庸俗实用主义.     

交换价值：从“为人”的用在性到“为财”的等质性的转换——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

劳动塑形物品所获得的使用价值的物性方面,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只是当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它成为交换价值关系的物质基础时,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种劳动对象化在物品上的人与自然的需要-效用关系,转向与此相同关系交换的另一种人与人的物品所有权变易关系,这是马克思后来经常指认的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的缘起。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现实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第三物-货币。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而当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万能的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时,这就是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     

现代数量经济学中的庸俗化倾向

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都是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由于在应用过程中工具成了价值、形式成了目的,于是完整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就被割裂了.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从事我向思考式的逻辑游戏,从而导致数理经济学的勃兴,但这种逻辑游戏根本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从而属于"极高明而不道中庸"的抽象体系.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则片面放大经济学的客观性,从而导致计量经济学的偏盛,这种研究根本无法得出一般性理论,从而属于"道中庸而极不高明"的实用主义.特别是,在商人心态的主导下,这两种研究趋向在国内也发生了蜕变:一方面,从事数理经济学的那些人士根本无力在数理逻辑或模型构建上所有创新,而往往是机械地搬用(最多是对变量做些调整)西方学界的数理模型,从而表现为"上不入天";另一方面,从事汁量实证的那些人士根本不能对现实社会环境作正确的理解,从而那些实证分析往往是非常牵强附会的而根本无助于预测或指导实践,从而表现为"下不着地".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看似繁荣,但其理论并无实质发展.     

理论目标、研究思维和引导假定的设定——兼评两类不同的参照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理想状态"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抽象假设"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现代主流经济学都为其理论研究预设了一个参照系,以作为更好地分析和解释现实的标尺.但是,这两类参照系的性质是不同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参照系是一种理想状态,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应该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所预设的抽象假设是为了解释的方便,不具有现实性和可实现性.正因如此,两者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蜕变为一种解释性的学科;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不仅要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显然,从解决问题这一科学的根本目的来看,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路线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全面,所设立的理想状态也更有意义.     

移民研究的评析

本文评析了当代主要的移民理论。先考察了新古典派的移民理论 ,然后论及 2 0世纪最后 2 5年里出现的各种移民理论及观念框架 ,目的在点明一个事实 :由于移民研究的历史尚短 ,这一领域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互无关联的理论、模型、观念框架、调查总结 ,而没有造成连续性的积累。该领域现有理论存在着下列问题 :只探讨造成移民现象的原因 ,而不顾及移民的其他方面 ;声势有余而实际解释能力有限 ;只解释现成的现象 ,而提不出可实证的假设。除了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困难外 ,移民研究还有其特殊的困难 ,那就是 :它的研究对象难于界定和测量 ;多方面多形态 ;不易理论化。现今的移民研究虽已提出不少理论和观念框架 ,较数十年前有了明显进步 ,但这对移民知识的贡献却很有限     

“适当论”作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可行性分析

法经济学虽然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却和法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学关注的是如何从权利、义务出发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法经济学关注的是如何严谨法律制度,让法律实现公平正义。前者关注法律结果,后者虽然也关注结果,但更关注所引用法律的制度设计。虽然学科近似,但各自研究领域内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法律人多数仅仅是从提供正义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的作用,而法经济学人是从改变行为的诱因(隐形价格)和政策目标(效率与分配)的手段来看待法律。如果说法律思维是一个价值观,那么法经济学思维就是一把衡量尺子,如果法学思维是"主观的",那么法经济学的量化思维就是"客观的"。但法经济学思维的微观经济学观点缺少一种统领全局的原则性研究范式,"适当论"可以成为这种范式。     

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论》及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伦理对立性研究

秉持人道研究宗旨的<资本论>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秉持欠人道研究宗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成为金融危机的理论推手.<资本论>关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分析是马克思自由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之祸不断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实.<资本论>的劳动论充分表明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倾向性,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的价值中立论使其不但没有履行批判资本主义不公正制度及其不公正现实的道德责任,反而成为助长其不公正性的理论工具.     

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的权利

从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家所推崇的自然法,到近代霍布斯、洛克等人演绎的自然权利,再到当代环境伦理学家所推崇的自然的权利,人类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古代、近代,人们借"自然"之名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现代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赋予自然以权利,两者本质上都是一种人权的扩展.尽管各个时期没有哪一种有关权利的理论能够得到严密的科学论证,但这不但不影响它们的实际价值,而且还体现人类观念的革新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略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之争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愚民思想的经典依据,而一些现代学者却力图借助一种牵强的解读方式予以回护.然而,<论语>词义研究不支持孔子没有愚民思想说,思想体系分析不利于愚民违背孔学宗旨说,儒家文献不支持"不可使,知之"的句读方式,政治过程分析有利于采用传统句读的一方.探究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端正学风,改进方法,深化认识.而尊重历史才是对孔子最大的尊重.     

信任研究的学术理路--对信任研究的若干路径的考查

当代信任研究最先是从20世纪50年代由心理学路径开始的,它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更多地关注构成"信任"的认知性内容和情感性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信任"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信任研究的社会学路径和经济学路径.社会学把信任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突破了只关注个体信任的心理学视域,使社会信任和制度信任的研究变得异常重要.经济学最初是从理性选择的经济分析出发研究信任问题,后来通过融合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开创了信任的经济-文化研究的路径.信任研究跨越学科的屏障和边界而呈现出一种多学科交叉互动的态势,这在社会学路径上和经济学路径上已有比较明显的表现,而组织中的信任研究在这一点上尤具代表性.     

论孔子生命教化的切己性

孔子作为先师所垂范的是一种相契于生命的教化.这种教化是孔子以切近于门弟子及时人生命感受的方式予以点拨和启迪的,因而体现为一种切己性.切己性根源于孔子对为学价值的贞定,此学被他称作"为己"之学."为己"之学是一种人自觉实现自己仁德而成其为人的生命之学.这"为己"之学的所致之道是孔子一以贯之的"仁"道.     

中国近代"个性"价值的奠基者--析章太炎价值观中的近代意蕴

章太炎在中国近代化价值的建构中据有独特的历史地位.近代化的一般目标是:建构与工业文明相配称的"民族国家"和"个性价值".与章太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先进思想家都属意前者,肯认以国家为代表的集体性价值优先于个人价值.但章太炎却坚执后者而否定前者.如果把章太炎的"个性"价值观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尽管"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宇宙规律"、"社会集体"、"国家",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但它同时也是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近代问题为其目标.由此可见,章太炎的价值观表征着近代化的另一种向度.它在质底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矛盾境遇.     

以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世界的苦难和苦难的世界--从《长征》看北村的心灵写作

北村的写作可称之为心灵写作.他带着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对此,他自己如此概括:"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并不是说我本人是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的态度."①这一"良心的立场"和"良知的态度"终于使价值之光不再被事实暗夜所淹没,也使中国当代文学超越荒寒、嘲讽的喜剧风格而拥有悲悯、庄严的悲剧激情成为可能,超越物质人和社会人而走向心灵人和人类人成为可能.     

经济研究岂可进入数学化的必由之路

近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吹来吹来一阵"数学化"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狂风.须知,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对待西方经济计量学,我们绝不可以盲目照抄照搬,切忌"食浑不化":(1)对于西方经济计量学的应用,我们既不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应夸张它的作用.事实证明,西方经济计量学在运用经济模型所做出的各种经济预测,失败的往往多于成功的.(2)西方经济计量学的局限性不仅仅着眼于技术方法上,而且更局限于未能依据真实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基础.(3)在杰文斯(W.S.Jevons)提出经济学须在事实上成为数学的科学这样的论断一百三十多年后,提倡中国经济学数学化的学者实质上只不过发思古之幽情,并没有高见和创新.(4)我们在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必须建立在正确思想、真实理论和高尚学风的基础上,即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人民陪审员"法官化"倾向质疑

近些年陪审制度之研究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热点,为法学界所重视.我国人民陪审员出现"法官化"的现象日益明显.人民法院主导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构和司法实践的功利性是其主要推力.这一现象与陪审制度的价值取向相悖,导致陪审制度功能弱化,所以我国人民陪审员应去"法官化",使人民陪审制度回到平民司法的正常位置.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六大区别

在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赞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一名称的不同表述这一西方主流观点。然而,这种认识并不客观。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虽然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但两者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角度、范围、主体对象、方法、内容和理论结论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对立。这些因素相互之间构成一个结构严谨的逻辑体系,某一因素确定,其他因素也就同时确定,因此造成两个体系在各方面都不能同时兼容。两者名称的变化或取代,是以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所谓"边际革命"和主观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取代为标志的,所以,"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间在各方面都不是等同的。由于是对同一经济现象的两个不同视角,因此各自既有客观的一面但又都是片面的;逻辑上要求的一致性,却又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兼容和补充,这使得以追求达到"科学标准"为目标的现代经济学难以摆脱片面和狭隘。这说明,经济学研究既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研究范式,更不存在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体系。     

"有,还是无"断想

1.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不假借他物)而具有的那些属性."这就是贯彻西方哲学达两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唯一的.真理之路通向"存在",而意见之路却通往"非存在".真理之路是指: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意见之路"反是.高尔吉亚认为,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即使被认识,也不可以被说出.然而,高尔吉亚并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这个命题.     

孟子论“勇”——兼论一种儒家人文学的视野

孟子论"勇"区别于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承曾子的守义以养勇,以气配道与义而论出"浩然之气",完整揭示出"勇"作为一种道德品质的思想脉络。但现代人文学却无视孟子这样的往圣先贤对"勇"所做"质"上之论,而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那些思想流派中寻求"人文"的开端,难免做些无"质"之"文"。不光论"勇"是这样,整个人文学的现状也都是这样。儒家在人文学中的全面缺失,也就意味着这是一种无"质"的人文学,是皮之不存、毛却附焉的古怪之学。所谓儒家人文学的视野,便是旨在恢复一种与"质"相称的人文学视野。     

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经验主义的合法性理论将被统治阶级的相信、赞同与否,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赞同、认可依据的说明,这种只看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做法,会因为价值伦理维度的缺失而陷入"历史解释的无标准性".而规范主义的合法性概念,则完全排斥了大众赞成、认可的经验基础,而去寻求一种永恒的正义基础和标准,从而陷入了一种抽象的思辨.哈贝马斯"重构式合法性理论"主张合法性是某种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价值,既具有大众认可这一现实基础,又蕴含着相应的价值理念,从而超越了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     

从雷蒙·道森论“儒家的教导在现代的敌人”谈起——论王夫之与中国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英国当代汉学家雷蒙·道森列举了某些西方学者看不起中国哲学的三条理由:一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发展出现代性因素,二是认为中国哲学中缺乏那些只有西方哲学才有的问题,三是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认识论。他认为这些理由虽然最初是由某些不了解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所提出,但却被某些现当代的中国学者所接受并加以论证和宣扬,从而又更为强有力地影响了西方学界的中国哲学观。本文试图依据海内外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船山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来廓清道森所列举的那些"影响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的陈腐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