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

史注作为史学的组成部分,与史学发展相表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史学的兴盛发达,注史受到学者的普遍重视,注史方式冲破了经学家注经,不对经文作修正补充,侧重阐发文字语义的束缚,走上浩征博引,补史籍之阙文,或正历史记载的谬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对后世注史方式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史注进行探讨,不仅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和中国史注的研究有所裨益,就是对古籍整理工作,也可提供借鉴。以下就这一时期的史注分为:一、重要的发展,二、丰富的内容,三、显著的特点,四、实用的价值四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引玉。     

略论章学诚的方志学

我国撰著地方志的历史悠久,及至清代,最为盛行。在清代以前,对于总结历代地方志的得失,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深入研究者,尚无其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也无非着重对于国史等进行总结,加以评论,而把地方志只列为史学杂著的一部分,因此,对地方志的评价并不客观。直至一千多年以后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撰修地方志的实践并总结了前人撰修地方志的成败和得失,把地方志提高到其应有的地位,建立了我国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其代表著作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等篇中,集中地表达出他对撰修地方志的系统见解。其重大成就在于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志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地方志的概念、性质、内容、体例及社会作用。为我国史学作出了贡献。章学诚的方志学,成了乾嘉时期史学界三大突出成就之一。     

以史证小说的尝试--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多种新兴的史学注疏方式,改变了史注依附于经注的传统注疏之法。这一阶段的小说在其体系发展中,借鉴史学的诸多表现形式,始终表现出贴近史学的文体特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遵循了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法体例,以及补阙备异的新兴史学原则,成为新兴史学注疏的主要代表形式。同时,在小说学领域,则开创了以史注小说、以史证小说的学术新气象。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     

通儒语境中的史学——南宋遗民史学中的经世精神

史学经世宗旨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以史经世的精神在南宋遗民史学中亦有继承和凸显。经历鼎革之痛的他们在反思宋末空疏学风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经邦济世,撰写了《文献通考》、《资治通鉴音注》等史学巨著,凸显了史学经世精神,为元初史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章学诚方志属史论研究

近人梁启超渭:“最古之史。实为方志”。然此论已见于东汉郑玄注《周礼》。至于将地方志擘划为史学中的专门学科且有系统论述者则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章氏对方志之性质,源流、内容、体例、作用、编纂原则、方法等均有建树,这来源于他的修志实践和对前人及当时人修志观点的研究和探讨并有创新和发展,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方志学的奠基者。方志属性问题,是个原则问题,是历来争论的焦点。本文着重章氏关于方志属史论的探讨。注意章氏其理论依据及其对志书编写的作用。并着重指出方志属史论对于今天编修新志的理论意义。     

史注体式述论

自古及今,史籍代有所注,而其体式,亦随着史注实践衍变发展。探讨史注体式的源流衍变,对于深入研究史注遗产,研究历史文献学以至史学史都有所裨益,同时对阅读使用史注、从事史注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我国拥有历史文献的宏富,人每叹为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为这些历史文献所作的注解,其数量亦堪称车载船装,云堆雾积。尤其那些重要的史籍,历代反复加注,积累     

“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

我国史学界现在一致认为:‘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注1)作者企图通过对‘西欧中心’史学思想产生及发展、变化过程的初步整理,说明社会历史条件和史学家的政治、哲学观点对史学性质的决定作用。     

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特色初探

抗战时期,为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斗志,昆明史家以昆明报刊为平台,利用史学进行抗战宣传。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一度呈现繁荣之势。这时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爱国主义思潮贯穿于史学研究之中,一切为抗战服务是史学研究的理论支点,重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史研究是抗战时期昆明报刊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抗战时期昆明报刊的史学研究工作,书写了20世纪学术史上很有意义的一页,同时也给抗战大业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论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史学研究范式的论文已经不少,但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似未见到。作者运用库恩同时主要是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思想,以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及其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对象和方法,归纳概括出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样式,另辟蹊径地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作了一番解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联系史学界对历史主义史学的认知现状,阐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和“如实直书”的概念,简要地对其现实意义进行了评析。     

试析罗庆春双语诗学的批评方法

研究彝族著名诗人、学者罗庆春的诗学,不能规避的是对其诗歌批评方法的研究与分析。罗庆春在研究少数民族诗歌的创作及发展时,既运用了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等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方法,也借鉴了心理学批评、原型批评等现代批评方法,为其较为成熟的诗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论罗惇衍《集义轩咏史诗钞》的思想内容简

清代是古代咏史诗创作的集大成时期,在众多咏史诗集中,罗悖衍的《集义轩咏史诗钞》是其中的佼佼者。诗人有感而发,观古人之善恶得失、为自身之规范鉴戒,是孔门“兴观群怨”文艺观的忠实践行者。在选材方面,诗人眼光独到,能够注意到社会文化发展中众多的变化,以发展的视角来探讨历史,并通过咏史传达出这种变化。在注释体例上采用自注、释词以注典,充分体现出诗集的文献价值和补史之功。诗集虽是恪守《御批资治通鉴》所作,却处处渗透着诗人以史为鉴、教化人心的史学观,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认识论和表彰乡贤、以诗传人的文献观。     

罗隐小品的历史叙写

罗隐小品以历史题材居多,共计三十一篇。此类小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能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总结历史、批判现实、以史论今、以史论政,注意构思的新奇、取材的精当,或就史实发抒一己之见,取其事而反其义,或依据主体情感重新熔铸历史,突破史实局限,更为巧妙地对时弊加以嘲讽。     

傣族文化身份与民族心理研究——以《兰嘎西贺》对《罗摩衍那》之变异与创新为视角

文化身份与民族心理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性和根本性特征,对于理解和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及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傣族著名英雄史诗《兰嘎西贺》对印度经典神话《罗摩衍那》的变异与创新为切入点,通过展示二者的亲缘关系以及傣族人民进行的民族性加工与创新,探究傣族的文化身份与民族心理特征。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论罗振玉对边疆史地学的贡献

边疆史地学是清代中后期兴起的一门学问,在近代它又深化发展,并与西北的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罗振玉的边疆史地学研究,顺应了这一最新潮流,他搜集和辑录了大量的西陲古物与边裔金石碑刻,刊布了一些传世史料,并从事边疆史地学的研究。     

罗隐历史定位发覆

光化三年（900）唐王朝授予罗隐检校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官职;唐亡后,罗隐未曾接受后梁授予的给事中官职,至死都以唐臣自居;又屡劝钱缪“兴唐宗社”。其历史定位当为大唐的“忠义”之臣,而非后梁或吴越之臣。其“忠义”人格一以贯之,从未动摇。     

生活：“血性”德育的意涵——论罗辀重的生活德育观

生活德育是罗辀重在陶龛学校开展道德教育的主要形式。罗辀重的生活德育价值取向于＂充实生活＂,强调在师生＂共生活＂中进行,以学生生活＂自治＂为途径,构建师生＂诗的生活＂,从而成就了陶龛学校师生＂血性＂的道德人格。     

张浚与洛学

张浚在南宋高、孝两朝出将入相,对宋代学术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南宋初与赵鼎并相,推崇洛学,引擢洛学之士,造就"小元祐"政局,为洛学的复兴吹响了号角;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元祐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倡行孝悌之说,打压洛学,使洛学的发展受到抑制。秦桧专政后,张浚被贬斥,在困顿谪居期间,张浚终信洛学,著书立说,继承弘扬洛学,并引导其子张栻追随洛学。张浚对洛学的推崇使他在孝宗朝再受重用,流誉于后世,甚至掩盖其过失。     

论罗洛诗歌的思想内涵和情感世界

罗洛是中国现当代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曾因胡风冤案受牵连,平反后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主席等职。对于罗洛的诗歌道路和表现手法,不少人都曾谈起过,但对他诗的思想内涵和情感世界,还很少有人问津。本文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