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神话的世界》：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面镜子

《神话的世界》,作为郭沫若唯一一篇以神话与文学关系为中心话题的文艺论文,其特殊性和典型性不言而喻。它既是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诗人正面探讨神话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文献。结合郭沫若同时期各类创作的实际,进入《神话的世界》,在神话的概念,科学与神话、民俗的关系,异域神话资源整合等有价值的命题上均显示了郭沫若不拘泥、不困囿的开放心态。对《神话的世界》进行整体研究成为考察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中,有关神话思维与诗性特质关系问题的重要依据。     

互渗与消融--《女神》文本结构的重新解读

郭沫若历来关注原始思维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女神》中代表作"鼓舞调"与"回环调"两类诗体结构是在原始诗歌"反复体"与"叠句体"基础上的扩充互渗而成.《女神》中的两大基本意象大海与太阳,其内在结构也是互渗的,并且与诗歌形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互渗导致了郭沫若个性的极度扩张的同时,更导致了对个性的消融.     

郭沫若诗歌的“神话转型题旨”与文学想象意义——以《女神之再生》与《凤凰涅槃》为例

"神话"作为一种早期人类形态的元典,从来都是作家驰骋想象的文化资源。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将神话的"创世题旨"与时代转型语境进行了现代性的对接和生发,激活了尘封和遮蔽的种族记忆,现代民族国家被想象成具有完美人格化形象和"会说"的主体存在群,这种文学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宇宙意识与郭沫若的夜歌

宇宙意识的获得,是郭沫若艺术思维上的一个飞跃,我觉得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主题意识的充分觉醒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诗歌的刺激。郭沫若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他在诗歌中极力抒张自我,坚信个人的力量。《天狗》一诗中还没有人能家郭沫若那样把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那恢宏的气魄增添了新诗的光辉。郭沫若的诗歌超越了五四新诗歌的个性解放主题和对下层人民同情的人道主义主题,以一种呼号之     

郭沫若早期诗的神话原型

一、诗、泛神论与神话意识郭沫若的早期诗中充满着大量的宗教神话意象,细究其原因,除了诗歌艺术本身与宗教神话本质上的一致或相近外,泛神论思想对诗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泛神论作为诗人早期诗学的思想基础,这是大家所共同认可的事实。但泛神论何以必然导致诗人走向原始的心灵和宗教神话,却是很少有人顾及到的。所谓泛神论,本是西方的一种哲学思潮,以     

审美范畴视域中的《女神》再解读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其代表作与成名作。《女神》甫一出版,便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开一代诗风,被广大青年所争相阅读。这部诗集之所以如此受读者欢迎,除了思想上反映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形式上主张"绝端自由"的诗体大解放而外,还由于《女神》蕴涵着丰富的审美范畴——崇高、优美、丑等。不同审美范畴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转换使得《女神》中的诗歌充满了艺术的跳跃性,这也是其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女神》的民族特色

中国新诗的“奠基石”——《女神》,出版至今已将近六十年了。对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的评价,可以说在评论家中间已不存在什么分歧。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女神》出版之后的第三年),闻一多先生就曾敏锐而中肯地指出:“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然而,对于《女神》在民族形式方面的评价,即它是否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是否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人们的意见却并不是一致的。当年闻一多先生在高度评价《女神》的时代精神的同时,他又严格地批评《女神》缺乏民族的色彩。他断言《女神》的“形式十分欧化”,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客家传统文化关系——以《女神》等为分析重点

对于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郭沫若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价值取向如果得不到充分的分析与定位,很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就很难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女神》为“五四”郭沫若的代表新诗,当人们在解读这部典型之作时,似乎忽视或遗忘了其创作思想的另一源泉—客家传统文化.只有对郭沫若文学思想之源进行全面的审视,深入剖析其与客家传统文化之渊源,才能对《女神》思想具备切实而开阔的理解.     

略论郭沫若诗歌的艺术个性及其它

由于诗集《女神》,郭沫若获得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而和鲁迅分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潮流的前锋。虽然如此,但看来他似乎无意固守在浪漫主义这个领域之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艺术之路,而不顾别人的忠告与惋惜。不少研究郭沫若诗歌艺术个性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浪漫主义最适合他的艺术个性,他应该永远浪漫下去才对。黄侯兴同志所写的《郭沫若的新诗和他的艺术个性》(《现代文学讲演集》)一文,就反映了这一     

《女神》与庄楚文化

郭沫若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者,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作《女神》打上了庄楚文化的烙印。郭沫若少年时代受到道家文化的强烈影响。在《女神》中,对自然、女性、光明、太阳和月亮的崇拜与庄楚文化有着不可割弃的联系。《女神》是饱含着作者青春激情、鲜活浓郁的,具有“五四”时代精神的生命颂歌,庄楚文化是作为作品的深层次意蕴而存在的。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被杀的女神与被抢的权力 ——伊邪那美之死的神话学解读

在《古事记》中,伊邪那美是诞生日本国土的创世母神,但伊邪那美在日本并没有成为受人崇拜的大母神,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伊邪那美生育火神而亡的事件密不可分.伊邪那美之死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死亡,她在日本神话中有可能是作为被杀的女神存在,而在被杀的女神背后,则隐含了史前社会男性对于女性生育与创造权力的抢夺.     

《女神》中的女性情结探微

郭沫若的《女神》经常被理解为"一曲女性的赞歌",但是该诗集中的很多女性意象呈现出欲望化特征,缺乏形而上的道德崇高感。郭沫若心中真正欣赏的是"女性的男性化"、"男女合一",而且作者对男性的自我认同感相当强烈,在他的意识深层,男性对于女性仍然具有统治地位。     

太阳变成了蜡烛

郭沫若曾经是他自己的太阳。《女神》时代,他豪放潇洒,傲视人间,傲视大自然。“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化为他胸中的激情。此时的他,思想自由地流动,感情毫无遮掩地宣泄,他在用整个生命拥抱诗歌,拥抱生活。《女神》中的郭沫若,是一条奔涌的大河,是一个与宇宙浑然一体的星座。他讴歌壮举,他讴歌伟人,但这并非拜倒在权威面前,     

神话的延续——解读《觉醒》中的神话元素

《觉醒》这部作品在描写人物、情节以及环境等内容中渗透了大量神话元素,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对《觉醒》中的神话元素进行分析,将之与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情节、元素进行比较,对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艺术女神维纳斯的故事进行研究,揭示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从传统的神话中汲取养料,又对传统的神话原型进行新的阐释,将女主人公艾德娜塑造成了一个美丽、大胆、独立、勇敢的美国新女性形象,同时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以及女性性意识的觉醒.     

《红楼梦》中的太阳女神——贾元春浅谈满族神话对红楼梦的影响

生活在18世纪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满族文化的熏陶,我们能够从《红楼梦》中探寻出满族神话的原型踪迹。满族神话《天宫大战》中,女神与太阳混同一体了,二者的运行及其命运大体一致,所不同的,前者为神话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后者是前者的原型。元春命运的起伏,与贾氏家族兴衰平行发展的轨迹,与满族神话中的女神与太阳神的运行模式十分相似。满族神话在叙事模式与具体意象上都给曹雪芹以深刻影响。     

试论郭沫若的散文特色

郭沫若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与历史剧尤为突出。诗歌《女神》开拓了一代诗风,历史剧《屈原》开拓了“古为今用”的先河。故研究郭沫若的诗歌与历史剧者甚多,而研究其散文者较少。其实,郭沫若的散文也闪烁着灿烂的光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郭沫若的散文数量之繁多,内容之丰富,体式之多样,人所难及。仅自传体散文就出了二十二种单行本。他的散文,既有叙事为主,真实性很强的传记文学;又有议论为主,发表感想的杂文;还有以抒情为主,浮想联翩的小品。如果将其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叙事性散文,以他的传记文学为主。《脱离蒋介石以后》、《北伐途次》、《南昌之一夜》等。二是抒情散文。《峨眉山下》、《月蚀》、《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三是文艺论文与杂文随笔等。     

试论冰心诗的审美意识

“浪漫主义运动从本质上讲,目的在于把人的人格从社会习俗和社会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24页)五四时代人的解放,不仅是一次在思想意识和道德意识上的解放,而且是一次在审美意识上的解放。继郭沫若的《女神》以其光辉照亮浪漫主义诗歌之路以后,冰心以其莹莹的《繁星》和融融的《春水》,“将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苦闷大无畏地叫了出来”(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在同时代的青年中引起了异乎寻常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