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颉刚在20世纪30-40年代边疆史地研究中的结点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存亡危机。“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兴起了继晚清西北史地学之后的第二次边疆史地研究的高潮。顾颉刚正是该学术潮流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不仅是边疆史地研究人才的培养者和学科奠基人,还是边疆教育刊物的热情倡办者和普及者,更成为此时边疆史地研究群体中联结学人与学术团体、中央政府与地方势力、学术与政治的结点。     

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时代特征

清季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在我国边疆地区陷入全面危机的背景下展开的。虽然面临国难时艰,清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封建王朝的终结,清代的西北边疆史地学也走向了终结,开始向近代历史地理学转变。因此,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具有总结性和嬗变性的特征。     

百年来的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

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学术界近百年来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兴盛状况和原因的综合研究,并且对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代表人物祁韵士、徐松、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等人研究的现状予以了重点回顾和评析,肯定了百年来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显著成绩,而且明确指出了以往研究中视角狭隘、缺乏整体关照、研究对象不均衡等方面的薄弱和不足。     

祁韵士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

祁韵士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领域承先启后的著名学者;正是祁韵士开始了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系统研究和对新疆进行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结合的研究;他选择西北边疆史地既与他习满文充国史馆纂修及谪戍伊犁的特殊经历有关,也与康雍乾三朝用兵西北平叛拓疆及诸多学者转向蒙古新疆学有关;其研究的特点是:实地考查与文献考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和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的贯彻.祁韵士对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其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也泽惠后世.     

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

秦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匈奴、乌桓、鲜卑与西羌的居住地,汉武帝开疆拓土,奠定了在北方、西北设立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基础。西汉时期设置度辽将军、护羌校尉,对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和西北的西羌等边疆民族进行管理。东汉王朝沿袭并发展了西汉在北方和西北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将度辽将军、护羌校尉"置真",并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三者互为犄角,拱卫北方、西北边疆,从而将中央王朝的治边理念与治边政策实施得更具体,统治势力也更加深入民族地区。     

基于西北边疆安全的汉武帝财政改革

汉武帝为解除匈奴威胁、巩固西北边防,展开了大规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为提供后续的财政支持,汉武帝及时进行集中社会财富的财政改革以及将屯垦戍边正式作为减轻财政负担的重要途径。从汉武帝经略西北边疆的必要性、财政改革的及时性以及汉武帝维护西北边疆安全的策略性几个方面,可见汉武帝财政改革的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屯垦西域与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研究

西域在唐代战略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唐廷将西北边疆安全体系建设放在高于其他边疆地区的位置上.在安全体系中,以屯垦固边为先导,以屯垦管理制度为保障,以屯垦文化为后盾,有效构建了西北边疆安全的体系.因此,较之汉代,唐朝出现了"东则不及,西则过之"的盛世局面,基本消除了西北边患,从而使丝绸之路畅通东西,唐朝经济文化繁荣发展.     

国家在场:从清代滇南盐官营看国家边疆治理

从雍正时期滇南盐井收归官营先行、改土归流跟进的一系列国家边疆政策的实施可以看到,盐井收归官营作为一种制度实践,目的在于试探土司势力对国家推进治理边疆的反应,中央从而根据其态度相机实施改土归流以维护边疆秩序稳定,加强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与此同时,盐井官营所体现的"国家在场",还通过盐课、专卖管理等措施将国家意识涓滴...     

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以茶叶贸易为中心

对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考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面向全国、特别是东部农耕区的大尺度解剖,缺少对西部边疆、特别是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北区域市场的小尺度分析。茶叶贸易虽然只是西北与内地农、牧业产品长距离交换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实质上却成了贯穿边疆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中介和桥梁。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在清中期以前的茶马贸易时代,主要是通过扩大边疆市场容量、增强当地与全国统一市场依存度的内联方式进行的。清末民国口岸开放之后,则通过茶叶贸易组织、供货渠道、商品类别、运营模式等市场结构嬗替的外延方式,把边疆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纳入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轨道,同时促进了西北传统游牧业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宋育仁的边疆思想

边疆危机是中国大多数王朝要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晚清以来,中国四面受敌,边疆危机较之以往尤为严峻。宋育仁高度关注边疆危机,他痛陈边疆危机,怒斥列强侵略,提出了解决边疆危机之策:密切联系,加强管理;主动出击,全国防御。他对边疆危机的关注和思考,反映了同时期进步爱国人士的共同心声,体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123份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边疆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运用Nvivo软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123份边疆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的核心经历了由保稳定到促发展、再到强边疆的转变，边疆治理政策趋向成熟。但边疆治理政策对供给型政策工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策工具使用领域与政策目标的匹配不均衡，对铸牢边疆地区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聚焦程度有待提高。要促进政策工具结构合理化，推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的整合，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聚焦度，从而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边疆治理政策。     

清代前期“平准保藏”挫败沙俄染指西藏的斗争

自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西藏地方,发生了几起少数农奴主贵族作乱边疆、破坏国家统一的事件。这是与我国西北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割据叛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持续数十年的边疆动乱之中,沙皇俄国阴谋通过准噶尔上层割据势力侵占我国西北部、北部边疆,并将其黑手伸进西藏。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朝政府继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和将沙俄殖民强盗驱逐出黑龙江、与俄国缔结《尼布楚条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的得与失

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和川西南等地的西南边疆,秦汉时进入封建王朝的版图。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经历了变动起伏的发展过程,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也十分丰富。对1840年以前历代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施政中的得与失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必要作深入的研究。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社会学的田野研究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如何研究中国边疆是令人着迷的问题。历史学虽在边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中国边疆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学科都不足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研究。回顾社会学传入中国后的边疆研究历程,可知社会学致力于从边疆的田野中探索边疆社会的秩序与变迁,寻找边疆内在的方向感,生产关于中国边疆的知识,从而解决时代焦虑和国家的困惑。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边疆的实际,解决边疆问题;更需要立足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视角,构建中国自己的边疆理论。社会学通过对边疆的田野研究,挖掘中国边疆的本土经验,使得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保持理论自主性的警觉,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国边疆的使命所在,也是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经之路。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