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一 从小津第一次见耀邦起（陈小津,陈丕显长子。胡耀邦在1974年之际已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尚未分配工作——本刊注）,耀邦就多次要小津转告我,要保重身体,要充满信心,要相信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的,要相信很多老同志都时时刻刻惦念关心着我。耀邦特别让小津告诉我,解决我的问题比解决任何其他老同志的问题都要难,因为当时“四人帮”王、张、江、姚都还在台上。     

血火般鲜明的“唯一一票”——陈少敏在“文革”中的故事

陈少敏是中共女杰，颇具传奇色彩，她曾以“扮贤妻掩护徐老赴湘”等经历而闻名。“文革”中，她受到冲击和迫害，被说成“在中原工作时期执行过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可她去世时，悼词却又说她“自觉抵制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云云。１９８３年清明节，刘少奇夫人...     

他受益于科学的饮食搭配

江西省泰和县农业局87岁高龄的退休干部曾泰的养生之道与众不同,他归结为三句话：严格食物搭配、促使营养均衡、确保健康长寿。曾泰年轻时一直比较瘦豸弓,加之不懂养生之道,饮食上总是胡吃乱吃。后来在“文革”中又遭受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失眠、盗汗、便秘、前列腺增生、肝胆肾结石、支气管扩张、胸腹水肿,从头到脚都是病。     

胡耀邦的“忘年交”

胡耀邦是个性情中人,对亲人、朋友和百姓都怀着火一样的热情。他的知己知音中,既有相交几十年的老战友,也有不曾相识的老百姓,还有自家子女的同学和朋友,以及他们的同学和朋友。这当中,有他不少的“忘年交”。王金锐:一盒巧克力表心意王金锐1949年初进入北京市公安系统,10月参加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不久就入了党。“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很多人被诬蔑“反对毛主席”遭到残酷迫害。王金锐想不通,“保卫毛主席”的人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成为反革命分子了?他给毛主席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然而,这封信落到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     

朱凡在“文革”中

朱凡（1909．1-1987．1），江苏涟水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曾担任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省教育厅长等职务，同时，他还先后3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文革”中，朱凡遭到造反派严重迫害，但他身处逆境，却是非分明，自身难保却牵挂着师生的安危。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胆识，在人生挫折面前表现出的从容坦然，一直受到人们的称颂。     

热恋黑土地——著名作家侯树槐印象记

热恋黑土地———著名作家侯树槐印象记鸿翔●半个世纪前，那个扛着红缨枪，只读过几年小学的儿童团团长，就是现代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侯树槐。●“文革”期间，为了躲避造反派的迫害，作家再一次回到农民兄弟的身旁躲过了这场灾难。●“文革”后期，作家重新燃起创作的欲...     

“文革”事件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

本文对比分析了“文革”期间不同入学风险组在获得不同阶段教育时的不同模式，发现“文革”事件只是在“文革”前期对高中教育的获得模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而对其他阶段的教育获得模式并无重大改变；在“文革”后期，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在各阶段教育都有更为强烈的回复。本文认为，面对“文革”的冲击，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或者努力抗拒这种冲击，或者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透过权力因素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在教育机会获得模式中也存在包括社会记忆在内的制度性抗干扰并迅速恢复平衡的能力。“文革”这一历史事件对另一种制度性框架（ 教育获得模式） 的影响，受制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传统，因此它对一种制度性模式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结尾的讨论部分作者还对西方社会学界提出的一种反分层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运用历史事件的分析方法，使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对此作了证明。     

“解胜文”特殊年代的士兵写作组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对“梁效”、“罗思鼎”不会陌生。“解胜文”,也是“文革”中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义应污而生 1965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     

“鬼才”魏明伦的夫妻情

62岁的魏明伦,也算是“出道修行,终成正果”了。论官衔,他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多顶帽子;论创作,他享有“鬼才”、“戏妖”、“怪杰”等种种声誉。他姓魏,“魏”的一半就是“鬼”,于是说话、做事、写文都透着些鬼气。就说“魏氏剧本”吧,鬼精灵似的,台上能演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文革”中的知青典型——“政治道具”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纷至沓来，席卷城乡。许多知识青年，首先是那些典型人物，曾自觉或不自觉地投身其问。“文革”后期崛起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更是深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文革”结束以后，如何对待这些知青典型，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十恶不赦”到底是哪“十恶”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代都进行了法律法典的编纂,而在这些法律法典中,比较有影响的有魏时的《魏律》,北朝时的《齐律》,而后来的“十恶”最早也就出现在《齐律》中,当时称为“重罪十条”。     

全国“两会”关注老龄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陈传书：养老服务投入应变“补机构”为“补人头”

“公办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主要是因为没有明确公办养老机构的保障边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陈传书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陈传书表示，     

“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

在“文革”的诸多动因之中,巫术文化的作用极少为人们注意,但实际上,两者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联系在于:1.抄家、揪斗、大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亿万人动手在各种图文的字缝里搜觅“反动标语”等等“破旧立新”的狂潮,其手段多是最古老的巫术方法;2.“文革”不仅在无数具体行为方式上向巫术文化“返祖”,而且在宇宙模式、思维逻辑等更深刻得多的层面上,与巫术文化高度契合;3.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原因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某些时候积极利用巫术文化,因此造成了周期性的“举国若狂”。而近代以来外来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巫术文化自卫机制的爆发。巫术文化的这种对内和对外的文化功能,都对“文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黑帮”唱歌

我在文章里述说的“黑帮”,不是今日社会上令老百姓咬牙切齿深恶痛绝的黑社会,而是“文革”年代里造反派对被审查和被看管的干部的称呼。     

广东“五老”轶事

习仲勋：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习仲勋在广东期间的一大政绩是领导拨乱反正,为广东“文革”期间的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 “文革”期间,以汕头原地委副书记孙敬业为首的造反派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丰大血案。革命烈士彭湃在海丰的多位亲属及海丰干部群众100多人惨遭屠杀,800多人被打致残,3000多人被打伤。     

朋友的家是“避风港”

1966年我在应城县三合区任书记,“文革”伊始,各级组织都瘫痪了,而“文革”中派系林立,情况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稍一不慎,会铸成大错。过去,我们是依靠上级的指示工作的,此时,省、地、县委已是泥巴菩萨过江,自身难保。那么,靠谁呢?     

我在 “失乐园” 的“说话”生涯

我在“文革”中曾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在革志监狱,同时我又是个好舞文弄墨的人,这两个前提促成了我前所未有的“律师”生涯,我把它叫做为犯人“说话”     

“新语文运动”的起点是公共精神

语言必须有公共性,因为语言是现代公民交流的工具,是公共辩论或者公共“话语”的载体。作好这样的工具和载体,语言才会有生命力。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新语文读本”,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改造我们的中文。这一努力如果成功,将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中国现代的文字,受“党八股”和“洋八股”双重之害。在上世纪的“文革”中,语文实际上是“官文”。由于当时的言论尺度甚严,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以上面的“说法”而定,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可以说,“文革”是汉语的词汇最贫乏、表现力最低的时代。“文革”之后,社会开…     

奸臣高俅曾是苏东坡的“小史”

《水浒传》中说：高俅本来是苏东坡的“小史”，是苏东坡推荐给小王都尉，小王都尉又推荐给端王的。端王登基做了皇帝，高俅因此发迹。言中之意，似乎高俅迫害林冲等人，都是苏轼的罪过。其实，苏东坡把高俅介绍给小王都尉，实有其事，而高俅迫害林冲,则是空穴来风。高俅其人,并不像《水浒传》中写的那样坏,至少不是“六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