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问题

在文学史研究中,为了实现先在的文学史观念,现代性问题被遮蔽了.模糊性、二重性及反思性是现代性的固有机制,中国现代性具有自己的特征.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具有融合的一面,文学自我批判和反思性的丧失使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性存在着裂隙.现代性文学史观的提出改变了文学史写作的局面,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现代性视野中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

从现代性叙事理论的角度对在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之间的某些核心观念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 ,把文学史写作的概念和框架放在现代性的历史图景中判断其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使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这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现代”的牢笼与文学史的建构——关于“民国文学史”的若干思考

"现代"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犹如紧箍咒。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与研究的根本悖论在于:研究对象范围的不断拓展、扩容对"现代"牢笼形成了冲击和挣脱,但研究者又不得不以"现代"之名对扩容对象进行重新阐释与收编。而近几年热议的民国文学(史)概念,特别是从大文学史重构角度倡导的民国文学史,使得超越这种悖论的文学史建构成为可能。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新进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随着文学史观的变化而变化,循环论、进化论、唯物论、实证主义等都曾经影响过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场维度的确立以及文学史写作的开放性将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出现新突破。     

现代雅俗观:中国现代文学阐释的新视角——由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谈起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之所以能对既有的文学研究范式提出挑战,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久被忽视的理论语域———现代雅俗观。作为一种文学史价值评判标准,现代雅俗观开启了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理论视野。然而,因受制于自己的理论预设,王德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颇为悖谬的阐释,从而在开启思路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研究的误区。在这种情势下,对现代雅俗观进行重新探察、思考即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

建国以来的现代文学史,把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叙述为"革命",而把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改良话语叙述为"改良".这种"顾名思义"式的叙述,不仅导致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严重背离,而且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的匮乏.事实上,无论在陈独秀还是在胡适,亦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其实质都是"改良",而非文学史之所谓"革命".而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因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被代代传承?文学史的话语建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究竟是何关系?此种关系又如何处理?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现代性叙述的诸多问题,甚至是根本性问题.     

论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预设

本文在对中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问题大量论述进行细致梳理的基础上 ,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及其包含的内在矛盾作了比较深入的揭示 ;进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现代性预设从理论上作了辩护 ,指出这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审美主义立场在根本上并不矛盾     

理论视野中的历史叙述--评俞兆平《写实与浪漫》

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选择了“现代性”这个视角,抓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实与浪漫这两个主要思潮加以论述。全书的核心论点是:写实主义能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取得主导地位,是因其符合科学主义在“五四”时期的泛化;浪漫主义在科学主义泛化的语境中只剩下抒情主义,不同于西方批判现代性的浪漫主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与地理学转向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间边界和空间边界的不断拓展,现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动能已经被耗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到了一个需要继续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对支撑重写文学史的“现代性”和“纯文学”两个中心观念及其背后的线性时间观应该质疑和反思.如果能够跳出线性时间思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或许都可以迎刃而解或者得到破解的灵感.     

"现代性"乌托邦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现代性"在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风行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提出之后文学史建构的重要维度,它不仅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解构,也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增加了"世界"向度与审美的"现代"品格.但"现代性"概念的泛化与内涵的模糊也遮蔽了"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文学史事件,以"现代性"视角建构文学史有其积极意义,但它的历史局限也是不能忽视的.     

“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借用新的"现代性反思"理论资源"重写文学史"事实上出现了三种研究向度,其中新左派文学史观的崛起特别引人注目。新左派以"现代性反思"的名义将1942至1976年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指认为"反现代的现代"文学,并高度肯定这种文学及其主导性地位的合理性。本文分析了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并指出新左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对"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毫无反思,对这一概念的内在纠结与困境毫无觉察,因此在概念的使用上陷入了一种典型的"大概念迷信"。     

《浮生六记》的现代意识

19世纪问世的<浮生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清代中后期的小说,在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发展的过程中,显示出了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蕴含了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即自由、平等、独立、自主等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它所产生的时代.这正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所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在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实现由旧文学向新文学现代转型并不断变革发展的历史。其变革发展的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变革进程相适应,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形势和文学自身的状态,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它继承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取得了巨大的创作成就,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理论体系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和变革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等命题的提出,都是从不同视点对展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思考。在多重方法论提供的新的文学视野中,我们仍然需要坚持以富有真知灼见的史识,准确地把握其历史现象的认识要点并作出科学的史的阐释。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

半殖民性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长期以来被现代性、启蒙、民族主义、革命等文学史观和研究范式所遮蔽。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其看作现代性的展开过程,不如看作殖民性的衍化与抹除的双向互动过程,"半殖民与解殖民"规约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走向和愿景。从"半殖民与解殖民"的角度出发,既能勾连起"现代性"、"启蒙"、"革命"、"民族性"、"世界性"等重要文学史概念和文学史观,又能重新评估这些概念和史观,从而建构新的史述逻辑,呈现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另一副面影。"半殖民与解殖民"既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框架,也是一种文学史观。     

边地:一个新的文化空间的理论视野——对1919—1949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构想

倡导生态文明的21世纪,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是构建文化中国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反映到文学史上则是努力建构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文章从文化中国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边地"这个文化概念,突出"边地文学"的文学吏研究价值,重申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大文学观的生态视野下对补充和调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格局提出新的构想.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再探索

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既能克服已有文学史学科的局限,又能开拓重写文学史的新局面。这不仅因为新学科的时空长度与宽度符合现代中国文学多维共同体的研究或书写的客观要求,有助于揭示文学史的全景本貌,而且因为它能消解隔阂或偏见,使不同民族、阶级、党派或地区的不同文学形态得到相对公正公平的对待,也因为它更有利于展示现代中国文学所遵循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创作机制和运演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