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     

妈妈是“老虎”

早上,刚睁开双眼;就听到“老虎”在叫：快起床,洗脸、刷牙、读书!唉!——无情的“老虎”。中午,刚走进家门;又听到“老虎”在叫：快写作业,字要写好不然撕掉重写!唉!——严厉的“老虎”。     

周作人与“贰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因其出任日伪官职而被斥为汉奸,但并非历史上的"贰臣"形象。对周作人汉奸罪的研究,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的那些"贰臣",以及某些朝代专为"贰臣"而立的"贰臣传"。广义说来,周作人自然有资格进入"贰臣传",但如严格一点,则周作人并非"贰臣"。"贰臣"也好,"附逆"也罢,都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或曰"行为艺术"。每个"贰臣"的出现,都有他自己独特的原因和背景,需要作出具体的认定和分析。"贰臣"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朝的昏庸腐败、封建礼教、"大汉族主义"等都有关系。     

“叛徒”与“隐土”二重人格的显现——周作人早期散文漫议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能够自成风格、独树一帜的散文作家寥寥无几 ,而周作人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早期散文的最大特点 ,可说是充分地体现了其相互矛盾的二重人格 :既是“叛徒” ,又是“隐士”。     

“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基本问题阐释

国家针对腐败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为防止出现偏差,应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轻重缓急、协调运行。对“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零容忍”不应定位于刑事定罪层面,将其定位于党纪政纪层面较为科学。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政策属于具体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亦应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     

“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研究

轰动一时的张氏叔侄案再次凸显和暴露在司法领域非常集中的种种问题,作为刑事领域的极其重要的原则——"疑罪从无",也与该案存在重大关联。可以说,在该案中,"疑罪从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亦有所表现。文章以张氏叔侄案为切入点,对"疑罪从无"的历史渊源以及深刻内涵作出深入的分析解读,研究"疑罪从无"在中国司法实践领域相关问题的内在成因,并探索有关对策。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从“任珍案”看清初的“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

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满汉关系内部的调整。顺治强调“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目的是重构一个包括满汉蒙诸族新的大一统。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部权力结构上,汉臣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只是顺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的这一初衷没有实现。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从“邓玉娇案”看媒体审判

"邓玉娇案"再次促使我们思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司法独立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和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过程中,媒体对于防止"冲突私域化"的图谋和抵制制度外势力的干预,保障当事人获得中立、公正的审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媒体报道也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诸如"媒体审判"等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媒体审判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国外因应媒体审判的对策,而应在改革相关制度、推进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案结事了”理想的实践障碍及其超越——基于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实证分析

尽管调解结案相对于判决结案的优越性重新得到肯定,但调解结案的＂案结事了＂司法功能却出现弱化趋势,相当部分调解案件＂案结事不了＂需要法院强制执行。探究原因,从调解程序参与者的角度看,主要是由义务人的不当参与调解与法官不适当地寻求＂案结＂利益而罔顾＂事了＂目标造成的。为此,应从杜绝义务人不当参与调解和防止法官不当主持调解两个层面,对诉讼调解相关制度作一重构。     

夫妻吵架还是疯病复发？——从巴县“唐德声自尽案”看清代司法档案的辩证利用

清代司法档案作为第一手史料,在学术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学者发现了司法档案中的虚构问题,提醒研究者警觉。清代巴县“唐德声自尽案”,展示了通详前后案情叙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对其进行细致分析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究清代基层衙门在命案审断中的实际面向,加深对清代司法制度的认识。在利用清代司法档案的过程中,需要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认识到其中的重要作用,也不能盲目尽信,更不能因为存在虚构现象就否认这些档案的价值。注意利用的方式方法,处理好个体与案卷整体的关系,悉心比较与鉴别,能有效规避虚构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发挥这些档案的价值。     

“争沙”案所见明代崇明地方社会秩序

元明以来,处于长江口外的崇明地区的开发渐渐受到本地居民、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视。由于此前这里长期属于农业文明的忽略区域,人口也较为稀少,但到元明之际,海运、捕捞乃至沙地开发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于是最能显示当地特色的社会矛盾的“争沙”现象之表现状况及其处理结果就变成了衡量乡民在当地社会中所处地位、官府对当地社会管理有效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沙地享有较轻的赋税负担,乡民们多趋之若鹜,乡民的家族势力大小、与官府关系亲密程度高低是“争沙”成败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这一危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矛盾,官府也曾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但因为对海洋特殊环境的漠视,所定政策措施往往并不切实,收效固然不大。     

由“周老虎”谈草民求富贵的风险

明万历年间,河北肃宁因赌钱输了的泼皮魏忠贤,一气之下挥刀自宫,托门子进皇宫当了一个太监。机缘巧合,他得以照料童年时的熹宗,等熹宗即位后,他终于大富大贵,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操纵了国柄。     

司法实践中“案结事了”理念——以法社会学为视角

一国采用何种司法模式,笔者认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这个国家民族整体精神的体现。西方国家构建起了与此自身相适应的以审判为核心的司法模式,中国由于诸多原因所致,改革开放以来曾探索以西方模式为蓝图,但实践证明并不与中国秩序构成原理相符合。而在实践中蕴含的以案结事了理念为核心的司法模式,则无论从共识性或历时性来看都具有其合理并正当的根据。     

伦理之自然——周作人“生活的艺术”与性道德

就周作人的道德理论核心——性道德而言,“生活的艺术”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性欲而进行的种种节制形式。与张竞生一样,周作人也主张“性的解放”,但与张竞生不同的是,他既要求实证的“科学的冷淡”,又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斗争”。“伦理之自然化”是人类在不牺牲自己的动物性的情况下寻求彻底的文明化的运动,“生活的艺术”是“凡人”跟各种领域的最前沿保持实证的关系的同时,以超动物的方式创造“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行为。     

“恐怕童谣”杀人谜案

在世界各地都流传着一些古怪童谣。这些童谣的内容大多十分恐怖,而它们的背后往往隐藏着真实的故事。全世界的“恐怖童谣”爱好者超过三十万,他们和那些开膛手杰克迷一样。     

“法律基础”课“以案讲法”教学法探索

本文从“以案讲法”教学法的涵义入手 ,探讨了“以案讲法”的特征和适用方法 ,认为“法律基础”课程采用“以案讲法”的方法 ,顺应了我国法律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是不断提高“法律基础”课程教学质量 ,培养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有效方法。     

周作人“生活之艺术”思想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思想中内存着对日本文化的长期体验和深刻认识。日本的＂生活之艺术＂,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感性土壤和现实印证,成为他反观中国文化,思考中国文化和改造人的精神的参照和借镜,为他倡导＂生活之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动力。     

“大跃进”政策执行的偏差问题探讨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是错误的。＂大跃进＂政策执行是贯彻＂大跃进＂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执行的结果,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这些偏差使＂大跃进＂决策的消极后果错上加错,给人民群众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大跃进＂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