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形上学及其方法特征

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道"本体的把握基本上是形上学的.从老子的"道"到<周易>的"天",从张载的"气"到程朱的"理",无不显示了这一形上学的思维方法,并体现出明显的超验思辩性和泛系统论的特征.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之一,虽然它有其自身的局限,但它却在中国哲学史上不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哲学逻辑史的构想

哲学逻辑史既不是中国哲学史,也不是东方哲学史或西方哲学史,同样也不是总和意义上的世界哲学史,而是一般的哲学史。哲学是对世界绝对本质的探求。哲学逻辑史是这一探求过程中表现为人类整体品质的思维的发展史。哲学逻辑史是哲学自然史上升到哲学理论应有的中介理论。哲学逻辑史是哲学理论建设的必要前提。哲学逻辑史的基本建构原则。     

哲学史方法论学习札记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和方法论原则,是异常丰富的、发展着的体系。本文不拟全面地论述这一层次复杂的系统,而仅就其中的若干原则和方法,对于研究哲学史上的延续性与非延续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之相互关系的指导意义谈点浅见。延续性与非延续性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无论是西方、印度还是中国的,我们都能从极其混乱的史实中找到其前后相继的线索。任何时代的哲学家毫无例外地都要从先行的思想资料出发,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课题或研究方法。与这种延续性同时并存的是哲学史上出现的另一现象——非延续性。每到一定阶段,总有人出来怀疑甚至推翻前人的成果,变更其课题,否定其     

“爱智慧”辨义——《西方形而上学史》导言

本文在分析西方世界的几个主要哲学概念如“智慧”、“爱智慧”、“形而上学”等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爱智慧”,对西方哲学史的性质进行论述,认为“哲学”一词原本是“爱智慧”的意思,但自亚里士多德之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史     

试析老子“道”所反映出的抽象思维水平

列宁说:“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道”,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纽结,分析它所反映出的抽象思维水平,对于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里谈点个人意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哲学·哲学史·认识史的一致

人类自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每日每刻都要同现实世界打交道。人类在不断地改造着世界，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着世界。人类从对世界的直观的浑沌的认识发展到对世界的本质、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等的认识，并逐步使这些认识系统化、理论化，于是就产生了哲学。哲学产生以后，经过一代一代哲学家的努力，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一过程也就构成了一部哲学史，而哲学史也就是人类全部的认识史。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卫．哲学和哲学史的一致，恩格斯曾作过深刻…     

问鼎上层文化--胡适的哲学史研究

胡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者。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哲学史著作,建立了哲学史学科的新体系,开创了现代学术史的新纪元。首先,它以科学的方法和可信的史料,创造了全新古典哲学史体系、构想与规范,使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戛然独立,并迈向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进程;其次,它用疑古与实证的方法实践,完成了新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从“形”到“质”的转变,开启了崭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三,它从形式到内容整体手段的全方位更新,不仅具有冲击传统惯性的强劲的反封建之风,又有开拓学术研究新风尚之意义。所以说,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有着创新的勇气、扼要的手段与平等的眼光,新见迭出,影响深远,实现了“范式性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试论哲学史和认识史——评“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定义”

近几年来,我国哲学界中有两个相当流行的哲学命题,一是“哲学史就是认识史”,二是“哲学就是认识论”。达两个命题常常是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的。它们直接牵涉到哲学科学和哲学史科学的研究对象问题,都是学科建设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关系到达两门学科的科学概念的全局性问题。因而,是非得失,不可不分辨清楚。本文就第一个命题谈一点粗浅的见解,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争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个提法,始见于1978年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为了批判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的同志提出了这个新的提法。他们还根据它出自于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列宁《哲学笔记》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哲学抱有偏见,事实上,孔子的哲学范畴"仁"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范畴"善'互有同异。孔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孔子哲学的不了解。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中国哲学学理形态的建设视望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思维智慧特质的学理形态.19世纪末期,它以哲学名称、学科生成、论域研究的多重成熟,超越了曾经的道术之学、义理之学.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哲学之"史"的文本繁荣,却忽略了哲学之"学"的文本建设.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包含着"哲学"与"哲学史"两个论域.哲学是哲学问题范畴所构成的现实学理体系,哲学史则是哲学问题范畴发展的逻辑进程."学"是"史"的本体,"史"是"学"的逻辑进程.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文本著述有"多史少学"的倾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应着力于增强"学"的体系建设.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告子人性论述评

人性论的问题,是中国伦理史和哲学史上出现比较早,争论比较多、比较大的问题。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是中国人性思想的发端。自孔子以后,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在中国伦理史和哲学史上就展开了,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人性问题被正式提到伦理史和哲学史的日程上来,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当时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人性论。据《孟子》一书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四种典型的人性论:第一,性无善无不善说;第二,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说;第三,有性善有性不善说;     

试论朱伯崑易学哲学研究的贡献

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开创了哲学史研究同经学史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明确提出并充分论证了儒家传统哲学的形上学和本体论,来源于其易学体系,不是基于道德生活的要求的思想;将易学思维区分为四个层次,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而以辩证思维最为丰富,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有意识地培养历史主义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学风,为推进中国哲学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哲学史看人的自我认识

如果“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那么,随着从近代以来整个认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不断变化,作为哲学上的“认识”本身,它的概念、对象、内容、范围和方法等,就都比从前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了新的涵意。人的认识的对象是什么?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上看,这个对象有一个从外(客体)到内(主体),从具体到抽象(在认识内容上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哲学认识的对象指向,最终不是朝着外界的“物质客观”,而是通过对主客(或思存、心物)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研究,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建国以来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建国以来西方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呈现为研究水准显著提升,实现了从只见哲学不见历史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深层认知;研究视阈明显扩展,实现了从只见西方不见东方到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深刻理解;研究立场逐步明晰,实现了从只见他者不见自我到对西方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研究范式不断转换,实现了从知识型研究到思想型研究的内在更迭等.对此的认识与总结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的理解哲学本性.     

哲学之思:进路与境域

哲学作为智慧的探索,具有超越知识界限的特点。然而,随着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哲学往往被限定于特定领域,由此导致哲学的知识化。哲学之思的进一步展开,以超越哲学的知识化为前提,后者要求以道观之。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形态,具体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后者同时表现为所谓说理。哲学与哲学的历史无法相分。哲学史首先是哲学,哲学的创造性思考则不能从无开始,而是需要基于历史中形成的思维成果,这里包含史与思之间的互动。同时,自中西哲学在近代相遇以后,中西哲学的关联、互动,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以道观之、智慧追寻,主要表现为形上视域,与之相对的是形下之域,在哲学之思中,形上与形下之间难以截然相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