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治法”思想研究

治法和治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历代儒家大多注重治人,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为了准确把握黄宗羲对治法和治人关系的认识,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治法的主要内容,得出黄宗羲的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朱熹的赋税思想与“黄宗羲定律”

朱熹的赋税思想,和他在从政实践中激烈反对各种苛捐杂税的坚定态度,以及他为杜绝产生新的“杂派”的可能所作出的努力,实际上已经成为催生“黄宗羲定律”脱颖而出的思想萌芽。该定律是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思想结晶。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通天地人者曰儒”-黄宗羲与科学关系之系统观考察

精神的"人"———特别是大家的思想、素质与学问等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系统,科学精神、造诣和修养等则可能是其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要素。文章通过"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与科学关系及其影响的系统观考察,揭示了科学在人的塑造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汉扬雄"通天地人者曰儒"可谓是千古不易之论。     

论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将古人监督政治的清议做法和保证地方统治的乡约制度进行了完美结合,进而提出了集二者优点为一体的学校议政思想。黄宗羲学校议政思想对当前我国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活动很有启迪意义。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内在一元倾向”解析——从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谈起

刘述先先生为了便于解释心性之学的衰落,在解释黄宗羲心学思想时,使用了＂内在一元倾向＂的概念,在其中详尽展示了心性之学向自然世界划转的内在逻辑。但＂内在一元倾向＂概念有着诸多的矛盾和武断之处,对其概念的溯源和解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心性之学。     

杨增新治新时期抵御“双泛”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泛分裂思想渗透到新疆,对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安定造成极大威胁。杨增新治新期间面对双泛分裂思想和活动的威胁,对外防患于未萌,防范双泛分裂思想渗透;对内一方面软硬兼施,在加强教化劝导的同时严厉打击非法宗教活动,另一方面从新疆内部筑牢根基以防范双泛分裂活动,拉拢和扶绥王公贵族,缓和官民及民族宗教上层同下层民众的关系。这些举动对于当时防范双泛分裂活动,维护新疆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单面人”与“全面人”之争锋——单向度的人与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的比较分析

马尔库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作《单向度的人》充分体现了他的人学思想。现在,从历史和现实相关的角度,在分析＂单面人＂思想、＂全面人＂思想的基础上,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人思想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期更全面地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更客观地评价马尔库塞的思想带来帮助。     

“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之间的冲突分析

“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本质上存在着同一性,但是无论从社会现实,还是文学作品,都发现二者之间的冲突远远胜于同一。究其原因是人的异化。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进行分析,梳理出人的本质在异化中的背离、扭曲、缺损和瓦解,藉此来解释二者的冲突。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的三个维度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有三个维度:倡导"文必宗经",但强调经史并重,匡时救世,主张文学表现现实;持"诗从性情出",以情贯道,赋予文道论以情感活力;以"盈天地皆气""盈天地皆心"为理论基础,通过"气—心"的间性论述,揭示诗文生命特性。黄宗羲的论述具有转型意义,主要推动了文道论向重情与重事两方面的发展。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