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治法”思想研究

治法和治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思想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历代儒家大多注重治人,黄宗羲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为了准确把握黄宗羲对治法和治人关系的认识,通过运用文本还原和中西比较的分析方法,探讨了治法的主要内容,得出黄宗羲的治法主张最终仍然滑向了对治人的期待。     

“民本之极限”还是“民主之萌芽”——黄宗羲政治思想定位

黄宗羲从“万民忧乐”的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对“一家之法”与“天下之法”进行了区分,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并试图对君权进行制约。但黄宗羲的理想仍然是“三代之治”,并无意于改变君主制,只是在不动摇君主专制政治的前提下,追求一种理想的君主原型。黄宗羲的思想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必备的“民治”理念,因而难以对君权进行有效制约。他对理想政治的构想没有越出传统民本思想的范围,只是使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限,他留给后世的只能是思想资源,而非制度资源。      

《说文》“转注”“假借”考释(下篇)

三、“假借”释义许慎云:“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对许氏这条定义和两个例字,古今学者分歧颇少。虽或有不同之说,但远不如转注之甚。歧纷在乎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而已。主张假借为造字之法的有孙经世等人,主张为用字之法的有戴震、段玉裁等人。其实,这两种观点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因为主张假借为造字之法者,认为“本无其     

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论黄宗羲的法治观

黄宗羲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基本命题出发,提出了法乃“天下之法”,“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变“一家之法”,行“天下之法”等具有近代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研究这一思想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不失借鉴意义。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本文主要对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法律思想进行了梳理论述。文章从黄宗羲本人生平经历入手,主要论述其法律思想。为了实现理想,他揭露君主专政的弊端,提出以"法治"限制"君权"的一系列主张。     

黄宗羲“求真至性”说及其险俗诗歌创作

黄宗羲的“至情产生至文”文论观与其“视道合离”原则是相契合的,他主张“无情何以见性”的性情合一论,主理重情,以情佐理,以此提升文章的审美价值与艺术感染力,黄宗羲强调修史、治心、学养的目的都是为了创作出自然流畅的诗文,表露真情而达到至高境界.基于此,其行文风格奇谲怪异,却与“文以载道”的理念并不矛盾.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论黄宗羲的社会理想

《明夷待访录》是集中反映黄宗羲社会理想的重要著作．全书针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分治之以群工”、“立‘天下之法’”是代表黄宗羲社会理想的几个方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论唐甄的治国之方

唐甄所论及的治国之方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内涵.笔者认为,唐甄在论述其治国之方时体现出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力倡法治,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对构建的理想王国,却更重德治.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却和谐地统一在唐甄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新王国的憧憬中.     

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论黄宗羲民主思想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这与儒家传统的"民贵君轻"说法有根本区别;他明确指出,"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君臣观;他称一家之法为非法之法,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他还提出要"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这些都表明,黄宗羲的社会政治的思想确实具有民主性,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论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对“家天下”的批判——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四

在中国古代 ,君主专制的现实决定了“家天下”为君、臣、民共同认可的观念。作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 ,历史上对它的指责代有其人 ,但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是明清之际启蒙学者。其中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的主张最具代表性 ,他们的批判达到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古印度的“禁欲”与“享乐”观念

如何对待人的欲望和享乐是古印度哲人讨论的重要问题。多数思想流派由于持轮回与解脱的理论,因而为了消除人的业力,并达到解脱,都主张控制人的欲望。印度历史上主张人应无所顾忌地在世上尽情享乐的派别是少数,只有顺世论一派持此主张。在耆那教、佛教和婆罗门教的哲学派别中,禁欲或限制人的享乐的主张主要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要达到永久的摆脱痛苦和达到至善至乐的境界。     

发现真相抑或制造冤案:“五声听讼”质论

"五听"是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并一直沿用的证据调查制度,有与社会发展、法制水平及人类认识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性。但由于受到缺乏制度约束、职业的非专业化等因素的影响,"五听"制度突出表现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个性主义特征。在发挥洞察事实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极易堕落为一种直觉主义,以致成为法官审理案件过程中的相人术,为非理性主义的预断和臆测打开了方便之门,沦为刑讯泛滥和冤案横生的推手。     

“以德治国”不等于“人治”

有人担心实行以德治国会不会走上“人治”的老路。实际上 ,“德治”可能变成“人治” ,但并不必然地导致“人治”。“德治”是不是会变成“人治” ,关键在于搞什么样的“德治” ,怎样搞“德治”。只要我们坚持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实行以德治国 ,就能有效地防止“德治”变成“人治”。     

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清代大儒焦循的治医理念

清代大儒焦循儒医兼治,他的经学著作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不但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而且尽显清代扬州学派的通学风貌;他治医主张"通儒治经之法用以治医经",他的治医理念从另一侧面表现了他的通儒风采与通儒精神。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的三个维度

黄宗羲"文与道合"观有三个维度:倡导"文必宗经",但强调经史并重,匡时救世,主张文学表现现实;持"诗从性情出",以情贯道,赋予文道论以情感活力;以"盈天地皆气""盈天地皆心"为理论基础,通过"气—心"的间性论述,揭示诗文生命特性。黄宗羲的论述具有转型意义,主要推动了文道论向重情与重事两方面的发展。     

黄宗羲与清初学术

在清初学术发展中,黄宗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以往学界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其思想家身份的研究,而对于其复兴经学、修正王学的学术思想则关注不够,故学问家的黄宗羲面目稍显薄弱。黄宗羲不仅是深刻的思想家,也是扎实的学问家,其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张复兴经学,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修正王学,建立基于气本论的人性论;开启清代浙东史学学风,创设学术史著述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