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警告不作为与作为的赔偿责任分析

具有政府公共警告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该行政机关需承担相应责任。行政不作为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应遵循按份责任原则。公共警告行政作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信息形成于法有据、程序正确,即使发布的信息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公共责任与行政伦理

本文作者认为，公共责任与行政伦理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责任是行政伦理的具体化。公共责任只要与一定的责任意识相联系，就是行政伦理问题，可能表现为有利于或有害于政府和人民利益的行政行为，它们也就同时成为行政伦理责任。任何政府为了实现其统治效能，都必须具有为之服务的公共责任制度。现代公共责任在整个公共管理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公共警告的性质厘定与法治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但是由于法律定住的模糊、制度性规范缺失等原因,致使公共警告在我国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随时侵害的危险.为此,应当在厘定公共警告性质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权力规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论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

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政府对一切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进行评价、判断、选择的标准,它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及执行行为具有深层次和基础性的决定及导向作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和思想基础,是政府行为的灵魂。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基础作为一种行政理念要建立在公共性、公平性、公利性和公开性等公共价值基础上,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责任政府、质量政府和效率政府。服务型政府价值具有引向、简化、建构和凝聚功能。服务型政府价值观念的树立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公共管理改革的借鉴意义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行政历史的国家而言,仅仅靠传统的思维定式、管理方式来控制或减少政府管理的不科学性来降低行政成本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借鉴国外新公共管理理论,从管理制度、方法、模式、思维等方面的创新,结合我国的实际,构建具有国际公共管理先进水平的约束机制,以实现控制或降低政府管理决策中的行政成本。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对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时,政府需要实施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包括积极行政指导和消极行政指导：积极行政指导是主动实施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服务型政府;消极行政指导是被动承受型的行政指导,对应的是管制型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公众需要一个富有积极内涵的服务型政府。     

论行政法律关系“不平等下的对等”之性质——“政府法治论”的视角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性质的认定直接反映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各家学说的差异。依照"政府法治论"的视角,由于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公共权力至上具有合法性,行政权作为一个整体与相对人权利并不平等,行政权具有相对的优位性;就具体行政法律关系而言,每一具体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不但是对应的,更是对等的。这种对等是行政法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质"与"量"上的论证。     

论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不当使用会给相对人的利益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因而警示行为应当受控.基于外部控制效果的有限性和内部规制的必要性原则,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行政自制.行政组织以及人员结构的重构,内部行政规则的制定,内部行政监督以及责任设置的细致化、合理化是构建警示行为行政自制模式的基本路径.     

政府公共警告制度研究——以我国公共警告制度宏观构建为研究主线

风险社会需有防御制度,政府公共警告制度应运而生。我国公共警告制度尚未真正确立,建构该制度必须要明确公共警告的基本概念、制度宗旨,探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警告制度构建模式和机构架设,建设公共警告制度的核心系统——风险信息系统,确立公共警告制度运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读《史记》,探讨政府治理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对于公众而言,政府组织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政府行为同样具有"经济人"特征,即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出于"利己"本性,同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人性"使然而难以改变,但是通过政府治理过程,并在公众监督下逐渐改进政府行为,提高其行政效率还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工作一直在积极进行中,但至今成效不甚明显。有关历史研究说明:在我国,政治改革滞后成为单纯制度建设难以提升政府绩效的深层原因,因此政府治理工作仍任重道远;实现合意的政府治理之根本途径是建立相应的政治保障机制、法规约束机制和道德自律机制;就目前我国政府治理状况而言,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能够道德自律的官员队伍。     

社会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研究

现代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多发性、关联性、弥漫性和隐蔽性特征决定了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必须满足集约性、及时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要求,惟其如此才能满足社会公众公共安全预警信息的需求。与此相对照,目前我国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存在着单一性、简单性、随意性等不足。因此建立集约式的发布机制,增强部门行业间的联动协调,加强立法规范、完善发布渠道是改善公共安全预警信息发布的重要举措。     

日本消费领域的危害预防型公共治理研究——以消费危害情报制度为主线

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使得消费安全问题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质言之,消费危害的预警机制缺失实为我国消费危害事故频繁发生之症结所在.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日本通过创设消费危害情报制度以谋求国民生活安全性之提升,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消费危害情报制度之构建,其法制基础及基本内容,对完善我国消费危害预防型公共治理,确保消费安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事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的保护并不能寄希望通过单一途径或单一方式来完成和实现，多元的公共利益保护途径是完善的公共利益保护机制的必然选择。民事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相关公民根据法律规定，针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追究违法行为并籍此保护和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法律制度，其实质在于为公共利益的保护提供了一种诉讼方式或司法渠道。为使保护公益的案件获得畅通的诉讼渠道，确立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论政府公共危机预警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预警是"求真"、"求善"的统一,有着内在的伦理意蕴:尊重生命,以人为本;协调利益,宏扬正义;调解矛盾,维护公平。政府的使命及公共危机预警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政府必须以公共利益为旨归,承担起公共危机预警的伦理责任。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政府公共危机预警难免陷入伦理困境。培育政府公共危机预警的伦理精神,走出伦理困境,将有利于政府更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预警,维护公共利益。     

论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

禽流感在全球的蔓延给人类的生命健康亮起红灯,同时也再次引起学术界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问题的热烈讨论。面对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不仅关系到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许多层面。如果缺乏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则不能确立科学合理地解决这种矛盾的原则和方式。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预警机制的建构基础

突发公共事件社会预警机制的建构要求具有科学的防范性、整体的系统性和操作的实用性并要受到一个画家的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到该国的地理环境和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建构突发公共事件社会预警机制建构中必须遵循及时性、全面性、高效性和创新性的原则,使得在面对灾难时能更理工科性、更灵活、更有责任、反应更快,提高突发公共事件预警预控管理和防御灾难的能力。     

刑事悬赏性质的法律分析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法律行为。从刑事悬赏发布主体属性来分析,刑事悬赏的法律属性应当理解为一种行政行为。这种界定可以有效厘清公安机关与个人发布的悬赏之间的区别,明确刑事悬赏的法律监督机制和确定刑事悬赏的法律救济途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