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范的文化分析——兼评M·E·迈耶的文化规范思想

犯罪不是因为违反刑法而受惩罚 ,而是一种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文化规范是刑法规范的基础 ,刑法规范是文化规范的法律表现。犯罪首先是一种侵犯文化规范的行为 ,文化规范是刑法规范实质合理性的逻辑前提     

刑法规范的文化分析－－兼评M·E·迈耶的文化规范思想

犯罪不是因为违反刑法而受惩罚,而是一种符合刑法规范的行为。文化规范是刑法规范的基础,刑法规范是文化规范的法律表现。犯罪首先是一种侵犯文化规范的行为,文化规范是刑法规范实质合理性的逻辑前提。     

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探析

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探析张翔飞【内容提要】＇ｅｍ在刑法理论上，通行的危害结果概念混淆了危害结果与犯罪结果、危害结果与危害行为之间的界限，因此，未能真正揭示出刑法中危害结果概念的本质。刑法中的危害结果应该是指刑法规定的某种犯罪所要求的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     

转变思维方式重识刑法中的“行为”概念

采用事实--价值分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从犯罪原形与犯罪模型的两个不同层面,将"行为"分为"自然行为"、"犯罪行为"和"刑法上的行为"三个概念.从规范层面来认识和理解"刑法上的行为"的内涵是立法者基于一定原则下作的法律拟制,是对某种法益的保护为核心所人为设置出的规范要素的集合体.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

在法的发展历史上 ,犯罪过失是对应于犯罪故意而存在的概念。我国古代刑法中表述无犯罪意图过失的概念 ,主要在于“无认识过失”,强调对事实或结果“无本意”;对非故意罪过而构成犯罪的 ,侧重于通过伦理规范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以预防和减少犯罪。     

著作权刑事司法解释的反思与优化——基于“复制发行”司法解释及相关判决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应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及时清理与其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是将线上概念拟制为线下概念；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未能区分首次发行行为与后续发行行为；将发行解释为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混淆了发行行为与其他法定利用行为的界限。问题导向的司法解释虽解决了现实社会需求，但同时引发了裁判标准的不统一。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定犯的逻辑结构决定了著作权法是前置规范，刑法是后置规范，对犯罪认定应坚持先定侵权后定罪的递进逻辑，应坚持体系思维对著作权法与刑法中的相同概念作同义解释，对著作权刑法保护规范进行优化整合。     

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

关于犯罪的本质,义务违反说违反近代以来各国宪法所坚持的人民主权和保障基本人权的要求,是一种以维护专制统治为目的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刑法理论;文化规范违反说无法说明行政犯的违法实质,导致犯罪的成立范围过于狭窄;伦理规范违反说违背行为刑法的基本原理,以刑法手段强制人们实施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过分限制个人自由,使刑法陷入思想刑法或者心情刑法;法规范违反说在判断是否违法时考察行为人的心情,混淆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导致对立法的盲目服从,难以起到法益侵害说所具有的批判作用。应当认为,刑法的目的与任务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而不是义务违反或者规范违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精神化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能改变法益侵害的犯罪本质。     

共同犯罪的本质探究 ——基于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主要是日本刑法学者针对日本刑法中"共同正犯"的具体规定而展开争议的理论.从日本学者关于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具体主张来看,难以直接用于说明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5条关于共同犯罪概念的规定是共同犯罪本质的理论概括,共同犯罪的本质应当从共同犯罪概念中探寻.     

论刑法中“持有”的行为性质归属

刑法中"持有"行为的性质归属是刑法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对作为与不作为的划分标准以及禁止规范与命令规范性质的探讨,认为在规范说的立场上看,第三行为的学说与认识没有存在的余地,"持有"只有在作为与不作为的行为划分中寻找其归属。并进一步认为"持有"违反的是命令规范,属于不作为,持有犯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罪。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实质性价值的解读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适用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认定除考虑形式上的符合性外,还应对刑法规范的合立法目的性、合社会情理性、合刑法适用必要性和合刑法体系逻辑性等实质性价值进行解读。     

刑法中“组织、领导”行为类型探究

组织、领导行为作为我国刑法所规范涉罪行为类型中少有的集实行性与非实行性于一身的特殊行为样态,不 仅关系着总则中特殊共犯类型主体的身份界定、刑事责任承担,更是决定着分则中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其丰富的内 涵及复杂多变的存在状态须得到系统关注。通过对我国刑法分则452 个罪名的整合梳理,在尚不涵盖评价聚众犯罪 中首要分子行为手段的前提下,单以组织、领导特定行为为模式的成罪罪名即达十几项之多,基础行为概念已然不能 满足对上述所规范组织、领导行为的认知,具体行为内涵应作更为清晰、深刻的区分阐释。组织、领导行为的独立归罪 颠覆了其身居幕后的“传统”属性,因此立法的选择使我们必须尤为注意成罪的正当根据,即在把握入罪同异规律的同 时考量国家阶段性刑事政策精神的变迁进程。实践中应正视双罚组织、领导行为入罪评价的必要性,合理丈量人权保 障的基点,避免刑罚过剩。     

新刑法猥亵犯罪立法缺陷探微

新刑法新增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相对旧刑法对该罪的规定（包含在流氓罪中）,现行刑法在保护妇女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保障。然而,虽然新刑法对猥亵罪进行了诸多完善,但在强制猥亵和侮辱行为不合理的并存下导致理论和司法实践诸多争议,犯罪对象的范围过窄以及猥亵犯罪中结果加重犯的处罚方面仍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

在将《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过失的内涵与处罚规定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唐律》关于过失的内涵规定缺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行刑法则规范合理;在处罚方面,《唐律》既有不可避免的封建特质,又有可供现行刑法借鉴之处。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研究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行行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利用影响力,二是索取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虽然是犯罪成立必备的条件,但不是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在利用影响力与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跨越了刑法修正案(七)的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七)修正之后的刑法。     

试论商业贿赂罪

我国相当长一段时期无商业贿赂罪名的规定，但是在刑法规定的受贿罪、行贿罪中包括了商业贿赂罪。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受贿罪。然而我国刑事法律对商业贿赂罪的规定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以后的刑事立法中，应增加能明确区分受贿罪、行贿罪的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及法定刑的规定，以完善我国的商业贿赂罪的立法。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的实行行为研究

“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要准确定罪，亟需考究犯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是刑法理论中基本概念之一，规范意义上的实行行为就是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具体犯罪的行为模型。实行行为的实质与构成特征以及实行着手与终了是判断具体事实是否符合犯罪行为模型的重要标准。“盗”“骗”手段交织案件貌似复杂，实则简单：其“盗”“骗”手段交织这种特殊的事实仅符合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的行为模型，即其仅具有盗窃或者诈骗一个实行行为，所以，该类案件只能认定为一个盗窃罪或者诈骗罪。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

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前科制度对于犯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影响重大,具有各种法定效应和非法定效应,对其改过自新有消极作用.但是我国刑法至今还没有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尤其是我国延续至今的“羞辱刑”传统影响很深.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19条确立了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免除制度,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95条也相应提出了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未成年人犯轻罪记录予以封存.我国应当以此为契机更进一步建立起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金融改革浪潮下的韩国资本市场法——以投资者保护制度为中心的考查

全球金融改革的浪潮下,2009年制定的韩国资本市场法顺应时代的潮流采取功能型立法模式允许兼业经营的同时,兼顾了投资者利益的保护。首先,将投资者区分为一般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其次,构建利益冲突防御体系、规制投资劝诱行为以及规制投资广告,强化金融投资公司在买卖金融投资商品中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等具体措施强化对一般投资者的保护。     

论我国新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

本文详论了我国新刑法规定的持有型犯罪的概念、特征 ,并指出了持有型犯罪立法上尚存在的问题 ,同时就如何完善持有型犯罪立法阐述了作者的观点。     

盗窃罪新解

《刑法修正案(八)》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考量,降低了盗窃罪的入罪门槛。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行为等归为盗窃罪,扩张了盗窃罪的犯罪圈。随着盗窃罪的修改,相关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为此,需要对盗窃罪进行重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