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化合——关于文学创作构思质量的主体心理内结构的宏观把握

文艺心理学研究表明,文学创作是主体心理诸因素综合运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创作的构思质量取决于主体心理结构诸因素和谐化合的程度。为此,要宏观把握好文学创作的构思质量。必须要做好以下几个环节的工作：感受的选择和提炼;情感的调控和升华;想象的放飞与控制;内外结构的和谐化合与生成;理性的规范和制导。     

高校文学类课程教师创作活动与教学科研的关系

高校文学类教师的文学创作对教学、科研有一定影响.教师在授课中如果只以理性为思维基础,那么就容易在解读文本时存在"不到位"甚至根本性误读的现象.感性的艺术直觉和审美能力是教师应当具备的素质.文学创作经验有助于教师提升自身的艺术直觉与审美能力,因此有必要引导和鼓励教师进行文学创作,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     

"话语权力"与90年代文论范式转型

"话语权力"概念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语言,对语言与社会环境、权力系统、社会理性运转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方式,也深刻地改变了当代文论对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看法.     

革命作家的知识构成与主体精神

"革命文学"倡导以后,作家队伍的工农化逐渐成为常态,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理想的热情召唤、青春期的叛逆心理,使得许多知识青年在还没有完成高等学业的情况下,就匆匆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五四一代文人经由文学创作而启蒙教化,达成"立人"与"立国"目标的思想模式,逐渐转化为"文学创作就是宣传"的行动模式。从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再到新中国文学,"革命"不仅为文学创作确立内容标准,也为作家作品研究确立价值尺度,还左右作家主体的精神走向。     

价值理性的主体建构性特质研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使个人成为个体,有了不同于类主体、群体主体的价值理性的个体价值理性。个体通过自主、有目的、主动、能动、自由的活动,展现他的"主体性",而个体价值理性就是在个体发挥"主体性"的对象性关系即主客体关系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建构的。个体价值理性的建构性特质包括从人是建构性的存在、个体是自己价值理性的建构主体、个体在生活活动中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性。     

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之核心,他用交往理性取代意识哲学中的工具理性,摒弃了传统意识哲学的独白性质,而突出了对话式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其"交往行为"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以语言为媒介、交往的主体间性、追求包含差异性的普遍性。"交往理性"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诉求有契合之处,由交往理性切入比较文学研究是必要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成功地、创造性地将交往理性引入比较文学研究,建立了以"互动认知"为基本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交往"为取向的作为对话理论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体现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平等对话的需要,在实践上具有可操作性。     

经济主体“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的历史纷争

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主体是具有"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理性"概念的理解深受"哲学理性"的渗透和影响。古典经济学受西方唯理论认识论的影响,强调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人"在主体上都是具有完全的认知理性的、对经济现象的掌握具有完全信息的"理性经济人"。现代经济学在对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学说不断的质疑与批评过程中,创立了"新理性经济人"学说,一直发展到今天,成了现代西方经济认识论中关于经济人认知理性的主导性观点。     

论对立的环境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文学主体性问题的一个角度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人既然不是"孤立的" "寓言式的抽象品",文学创作的主体性也就不会是纯粹的思辨哲学的一个抽象的命题,而是与人置身其中的实践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诸多环境因素中,哪些性质的环境因素对文学创作有着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以为这是考察文学主体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角度.本文着重从对立的环境因素("逆境")主论,至于主体对环境的一般关系,存而不议.对立的环境与创作主体的情感积淀     

启蒙的三重困境与马克思的超越

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从马克思理论与启蒙理论本身的碰撞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启蒙的批判和超越集中在三个方面:启蒙的"普遍性"困境主要表现为如何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寻找到了一条把人从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现实道路;启蒙的"主体性"困境主要表现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作为客体的货币、资本成为主体,马克思通过对于货币获得实体性的存在并成为主体的揭示和对于资本主体性取代人的主体地位的批判,试图在斩断资本之链的意义上使得人重新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个人;启蒙的"理性论"困境主要表现为理性自由的丧失和理性同一性与资本逻辑的同构,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作为理性表征形式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达到对于启蒙理性的超越。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并非是"主体理性",而是"理性主体",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人)的本质,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笛卡儿与康德关于主体问题的比较分析

在深入研究认识论的过程中,主体成为一切研究的根本前提和基本课题,成为认识论研究的中心。现代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外在实体,而是无需前提设定直接给予的自我意识。连接笛卡儿和康德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就是关于自我主体问题。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突出了主体的作用,康德哲学先验主体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无处不立法",揭示了康德哲学的性质和精神。笛卡儿和康德在理解主体和处理主体问题的方法与观点方面存在异同,本文试对其进行比较和分析,以达到澄清主体问题的目的。     

新媒体流行文化中意识形态的隐性线路及问题检视

新媒体流行文化将受众建构成"媒介真实"里各种可能的关系主体与利益主体,影响其生活观念、身份认知、社会态度、实践行为、社群关系和共享信仰,带来受众意识形态认知被代理、社会共同体关系与意识形态实践秩序被解构、信仰取向异化、社会共同基础弱化等潜在问题与风险。以"良善意志"参照系建构、"实用美德"建设、"主体间关系"平衡等显性操作,强化新媒体文化中意识形态共识的认知理性、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突破意识形态问题的惯常认知心理框架与隐性线路,妥善消解其潜在的矛盾与风险,亦可为新时代互联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与治理提供一种新思维。     

交往理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性原则

目前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主体间诚信缺失,导致交易成本过大、整体生存环境不佳的现状产生,这与我国主流价值哲学片面强调主体的"为我性"不无关系.因此,应把主体间性纳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性原则的重构中,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的角度探索市场经济主体处理自我与他者、自在与共在的关系,从而把交往理性确立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性原则.     

主体文化自觉:逻辑内涵与时代价值

主体文化自觉是确证主体性的表现和过程,它包括个体主体文化自觉、群体主体文化自觉和类主体文化自觉三个基本维度.文化生成于主体以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意向性为理由的实践过程,主体主观世界是外在文化世界的"观念化"和"意识化".主体文化自觉是人在追问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和对人的存在进行理性探询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正视和提升人的自我的精神存在和主体价值选择、实现人积极而自由的生存状态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的.     

以A为B文类现象的考察与批评

"以A为B"现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音律、风格、节奏、审美效果、表现手法等层面.现象之缘由主要有外来影响说、文学革新说、不谙音律说、文人相轻说、游戏笔墨说等代表性观点.文学创作的总体背景特点与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条件这两个内外因素的结合是主要原因所在.在内在因素方面有两点取向需要加以补充,即创作主体创作生活中的主导文类取向与创作主体文学观当中的文类取向."以A为B"现象中的文类,与其说是独立名称,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格;"以A为B"现象再次印证了文类界限的辩证性,是文类传统与文类之间双向互动的一个生动写照,为促进和推动其他文类发展提供了催化剂.以诗为词之类的文学改革之功,不能遮蔽犯律之不足;豪放词风于格律派之对立,绝不能抹杀后者之合理存在.     

家族宗子: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以春秋时期叔孙豹为中心

叔孙豹在鲁国理政期间,政治生态由以霸权为中心转变为以族权为中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叔孙豹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诗礼文化进行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他率先垂范,以守"礼"、引《诗》以说"礼"、赋《诗》以明"礼"等方面的行为实践,对"诗礼文化"的传承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出身于世族尤其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卿大夫作家群体继承西周的"诗礼文化"传统,以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为活动场域,以自身的行为实践,尤其是以文学创作为主要载体,在家族乃至整个社会传承与重建"诗礼文化",成为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特别是自春秋后期族权渐次取代了君权之后,这种主体角色所发挥的功能越来越重要。     

创作和评价之"真"——论京派批评的潜在价值取向

文学创作和评价的"真"的追求构成了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内涵.它贯穿、渗透于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本体及文学批评等各个环节的论述之中,并形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中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这既与京派文人受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真"的艺术精神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共同认知前提下批评实践向度上的个体理解差异,同样体现了文学之"真"精神的内在本质.     

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

康德哲学是以界限问题为核心展开的,而界限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先验主体问题,它可以通过"我能(知道)什么?"这一形式展示出来。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哲学的改造是通过界限的语言化和主体的界限化进行的,即把康德哲学的理性界限改造成为逻辑语言界限,并通过主体的界限化使主体成为世界的界限,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主体——界限主体。由于界限主体具有"零位"特性(类似于数学中的零),于是,康德关于主体能力和理性界限的提问"我能……?"相应地就转变为一种基于"零位"主体的逻辑语言的意义标准的提问"人们怎么能……?"哲学问题也就转移到了以探讨"怎样"为特色的"Canbe"问题上来了,康德的哲学问题也就从理性的平面转移到了语言逻辑平面。     

论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

"交往理性"是理性的崭新形态,它再次张扬了理性价值。以交往理性为根基所形成的道德实践即为商谈伦理。商谈伦理是交往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依从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基本价值规范而达致相互理解的过程,它能够克服"道德分化"的困境,形成非强制性的伦理共识。而伦理共识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面对差异与分歧时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宽容、相互包容。     

试论哈贝马斯社会交往行动理论的得与失

在批判近代主体主义理性实践观的过程中,哈贝马斯以"社会交往"、"对话"等概念为核心,建构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本质的社会交往行动理论学说,在理性走向衰落的时代重铸了理性的权威。然而,这样一种理论却因为"纯粹理性"的理想,再次重蹈西方传统物性逻辑的覆辙,沦落为形而上学理性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