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自觉三题

近年来,文化深层结构论、文化相对论和哲学释义学方法引进了文化史研究,国际上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也对国内的“文化热”产生着一定的影响,由此而来的对中国近代的反传统思潮、特别是对“五四”的反思亦成为文化史的热门话题,这无疑有助于深化文化史的研究.但问题亦随之而来:一、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者是不是“最传统的反传统者”?他们以近代西方文化作参照系来反省传统文化,是不是一种片面和浅薄的表现?二,从释义学方法能否得出近代启蒙者根本不可能正确理解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结论?三,应以何种态度来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探寻?以上三个问题都涉及对中国近代文化自觉的史的认识和论的评价问题,本文拟对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     

闻一多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心态

<正>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比较重要的作家,几乎都接受过西方文化影响。这是由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军事方面的扩张,以人文主义思潮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封建文化产生过一段强大的冲击力。“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不平衡中诞生的一次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革命。时隔七十年,在经历了两次“断裂”之后,对“五四”以后一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之未来

近百余年来,文化争论浪潮滚滚,一浪高过一浪。这是中国文化史中史无前例的,在世界文化史中亦所罕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次文化争论热潮中,有识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观。概言之,有“体用”派,包括“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全盘西化”派;有“国粹”派。“全盘西化”和“国粹”派失之偏颇,而“体用”派亦不能超脱“体”的束缚。历史已证明这三大派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化观?可喜的是,1935年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观:“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用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来,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学术界一个很热的课题。许多报刊开辟专栏报导有关情况、登载一系列论文,还有《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等系列专著正在陆续出版中。文化史讲习班、文化史讨论会也极为活跃,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就有十余次,如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等单位发起的于1984年11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文化书院和九州知识信息中心联合分别于1985年3月、1986年1月在北京举办的两期文化学讲习班。由武汉大学哲学系邀请数十位海内外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于1985年12月在湖北古城黄冈举办的“中国传统文     

世纪文化桥头堡的回顾与前瞻——读《中国文化研究二十年》

20世纪的最后 2 0年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展开 ,在学术界掀起了“文化热”和“国学热”。从 2 0世纪后 2 0年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表征看 ,“文化热”与“国学热”标示着中国当代文化思潮演变的基本脉络和轨迹。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 ,“文化热”与“国学热”并未背离从近代到“五四”文化论争的主题 ,即都是围绕中西文化关系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展开 ,仍然是这种文化论争的继续、延伸和发展 ;但就理论探讨和学术价值乃至社会实践的现实意义而言 ,这 2 0年的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重要的…     

文化史研究对象论略

1984年,丁守和、蒋大椿两同志发表了《试论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途径》一文。文章提出:“能否将文化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设法探寻较之整个历史发展规律适用范围要窄狭,而又比各种具体文化形式(如哲学、文学)发展规律的适用范围较宽的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呢?这样的规律存在吗?我们相信它是存在的”。文章还“希望从事和关心文化史研究的同志,能够留意这个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对于前揭论文所提出的这一有待研究的问题,本文作一尝试性的讨论。     

论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及其他

一、文化和文化史的概念“文化”和“文化史”是西方学者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提出的研究课题,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蔚然成风.中国学者研究文化和文化史晚于西方学者,但近几年来,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文化热”,成为大家所热衷于研究和具有浓厚兴趣的热门课题.关于“文化”的概念,从公元1871—1951年的八十年中,对文化所下的概念和定义一共有一百六十四种;我国学者从本国的历史特点出发,对文化的概念和定义也作出了许多新的解释,中外学者对文化概念和定义的含义是众说纷纭的,北京大学教授阴法鲁先生等把文化的含义归纳成为四种界说,我认为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他们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前言》中申述的四种界说是:第一义,指每个民族为了生存和发展,积年累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和成就的总体而言.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第二义,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     

林则徐与近代中国文化

中国近代文化史应从何时算起,这是当前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有人提出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说,即物质的——制度的——心理的层次,显然是把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当作近代文化史的开端.实际上,近代中国特定的文化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侵入、半殖民地化的加深以及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谋     

学习毛主席怎样評价魯迅

毛主席对鲁迅的思想、性格、创作等方面作了科学的分析与论断,对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作了科学的结论,指出了鲁迅的崇高地位。这一方面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鲁迅、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精种,同时,对如何研究鲁迅的问题也使我们受到许多启发。谨将个人的肤浅体会提请读者指正。一鲁迅是什么人?毛主席说,“是新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个英明的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序

近代儒学是近代文化史领域中一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课题。由于研究难度较大 ,作者选择了从个案研究进行突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他的儒学思想内容丰富 ,反映出中国新旧文化交替的诸多特征 ,无论在近代儒学发展史上 ,还是在他本人的整个思想体系中 ,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经学“殿军”之称。研究章太炎儒学思想 ,对于儒学史、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怎样走向现代化 ,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中怎样来处理和对待传统文化 ,都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现有大量关于章太炎研究的成果中 ,深入系统地探讨其儒学思想的专门…     

着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

什么是社会文化史?如何研究社会文化史?这是10年前召开相关会议时大家讨论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提出并讨论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说明社会文化史已经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引起中青年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说明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深入探讨     

岭南近代文化史问题研讨会综述

岭南为中国近代文化荟萃地之一,其文化名人之多,文化成就之大,文化思想之精,历来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为了深入开展对岭南近代文化的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岭南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于1990年12月21—22日在中山市小榄镇召开了岭南近代文化史问题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华南师大、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学术研究》编辑部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二十余人。会议主要讨论了岭南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岭南近代文化的地位和影响、岭南近代文化的基本特点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编撰岭南近代文化史丛书的设想。现将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之探悉

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本文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的动因、起点问题、五四精神、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区域文化、近代社会文化史等方面不同意见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并总结与评述,给读者以更多的思考。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与任务的建议

史学领域中一门久遭冷漠的学科——中国近代文化史,正日益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重视。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的着手编辑,建国以来首次近代文化史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是这门学科即将日趋繁荣的点滴讯号。 在这种十分喜人的形势下,进一步明确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任务,更具有了紧迫的意义。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和有待进一步澄清、研究的现象,它要求学术界解决的课题相当多,如:一、大部分译著是否出自中国文士之手?二、怎样评价这些与传教士们“合作”的中国文士——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功过?就是值得加以探讨的两点。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考察,以期问教于方家。一毋庸置疑,这些传教士中文译著中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系出自中国文士之手,由他们编撰问世。笔者因工作关系曾查阅大量第一手有关资料并从中发现这一现象,从而得出这一结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基督教传教士的译著由“华士”代笔是普遍现象,既使如最著名的传教士译著家林乐知(美)、李提摩太(英)等也是如此。林乐知英文姓名为安德鲁·杨·约翰·威廉姆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中、日、西近代化模式之比较

文化整体论观念上的“模式”是指一定的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演进过程中的文化结构形式。近代化模式即是指某一民族的文化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进化过程中的新旧文化结构形式。这一形式在中国表现为“中体西用”,在日本表现为“和魂洋才”。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关于西方的近代化模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还未开展过讨论,至于将中、日、西三种近代化模式一同进行比较的文章则更是鲜有。     

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

清代前期上承明朝,下启近代,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它随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而带来了文化的兴盛。清代前期文化事业是中国封建文化中别具特色而有待于评述的。图书事业无疑地将是这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清代前期图书事业所包含的刊印、流通、典藏、整理与编纂诸环节考察,充分证实它所应占有的重要地位;但是,由于过去对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缺乏应有的研究与评估,致使这一领域较少为人涉及。因而,研究清代前期的图书事业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将对清代文化史,甚至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与总结都是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