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沛霖团练看19世纪中期皖北基层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

19世纪中期大战乱和大动荡的皖北,基层社会高度军事化,以基层社会为中心的各种组织,改变了原有的双重统治,游离或者正在游离出以上层政权为主导的格局。本文试图通过对苗沛霖团练的发展历程的述论,展现皖北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以便更好地窥视19世纪中期的皖北社会。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打造城市的理想形态——以安徽合肥城市发展为例

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要从文化的层面去设计城市。以合肥为例,从提炼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入手,认为打造城市的理想形态,城市应朝着生态化方向、人本方向和文化精致方向发展。     

大学生生命教育调查研究——以合肥地区高校为例

通过对合肥地区的几所高校的调查,发现从总体上看现代大学生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有着比较理性的认识,学生对实现生命价值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对死亡的看法还有一点偏差,生命行为不能完全做到知行统一,因此有必要多方面加强高校的生命教育.     

合肥经济圈城市租房市场形势与发展方向分析——以安徽省淮南市为例

对合肥经济圈的典型城市——安徽省淮南市的租房市场进行了系统研究。基于学区房、一般性住房和门面房三类不同使用目的的房源的130份问卷,分析发现总体上房屋地理位置对二手房租金影响最大,但房源不同,该影响程度会各具特点。进一步调研当地3家大型房屋租赁中介公司,分析了中介市场的特点和前景、当前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其在推动租房市场规范化、市场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合肥经济圈城市政府规范租房市场、调控二手房房价提供理论参考。     

特色小镇建设发展路径探究——以安徽合肥为例

作为区域治理的重要载体之一,特色小镇建设亟待探寻适宜发展路径以突出自身特色,实现去“同质化”。作为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安徽合肥,特色小镇资源丰富,但存在资源空间发展不均、产业形态缺乏丰富性,特色小镇规划建设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在顺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现阶段,需要首先根据相对区位引导小镇的产业定位,通过资源现状的存量、增量细分引导建设规划流程及内容,再根据运营主体和发展阶段的分类引导建设运营模式选择,以明晰不同类型特色小镇的多样化发展路径,发挥示范辐射效应和区域协同作用,实现区域联动。     

文化创意产业背景下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以合肥“火笔画”为例

传统民间艺术在当下的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困境与矛盾，其中包括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承与创新的矛盾；大众化和精品化的矛盾；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的矛盾等。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倡是发展传统民间艺术的良好契机，只是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文化、创意、产业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城市公园导向信息无障碍识别的探讨——以合肥逍遥津公园导向设计为例

城市空间的日趋复杂,使人们对公共环境信息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实现导向信息无障碍识别,帮助人们在陌生环境中自如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公园是城市空间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本文论述了无障碍导向设计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具体分析公园导向信息无障碍识别与设计的基本要素、环境文化传达、人文关怀之间的关联。针对合肥逍遥津公园导向设计存在的识别问题,提出加强整体系统化,加强设计表现规范化、清晰化的建设性意见。     

基于综合效应下的旧工业厂区改造探索——以合肥合力叉车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本在城市中心的工厂外迁,遗留下废弃的旧工厂区。如何再生与更新出这些地块的活力,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延续其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一直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文章综合经济、文化、社会等效应,选取合肥合力叉车厂为实例进行分析与改造方案探索,以求达到城市改造综合效应的最大化。     

合肥与省内其他城市的经济相关性及联系强度——基于地区专业化指数修正的GDP数据研究

在中部崛起战略、合肥经济圈建设和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根据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相关理论,运用引力模型和相关分析方法,对合肥与省内主要城市的经济相关性及联系强度进行了研究,得出了若干结论并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合肥地区中小学开发地方民俗教育课程的思考

将地方民俗文化作为中小学地方特色课程,是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和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既有利于形成地方教育和学校特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又有利于地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合肥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教育价值,积极利用合肥地方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中小学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充分发挥地方民俗文化资源的育...     

合肥,安徽,中国——兼论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之关系

合肥是安徽乃至中国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近几年,合肥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其中,招商引资、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其经济快速崛起的主要力量。这样的事例安徽各市县比比皆是,这是政策导向与市场选择的双重作用叠加所致。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分重要,"要GDP,更要幸福感",经济迅猛增长并不一定代表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开展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一样,当前需要讨论并明确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目的。     

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文化路径

地域文化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区域发展之根、发展之魂.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安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积淀了丰厚的物质文化财富和精神文化财富.实现安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地域文化路径可为参考:统筹三个区域文化发展,保护传统地域文化资源,构建安徽文化的时代精神,发挥地域文化在城市特色孕育中的作用,将地域文化基因植入城市(主题)公园建设,发挥地方文献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作用.     

论周作人的转型期焦虑

周作人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知识分子个体,有着分裂的精神层面和转型期的情感裂伤,具体表现为无根的焦虑、价值选择的焦虑和无意义的焦虑。而其无意义焦虑的根源在于周作人一贯的历史循环论。     

社会资本视角下公益性社会组织发展之路——以“红领之家”为例

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两个维度探究“红领之家”发展的缘由。组织领导者从业时长与社会网络的编织、需求开发与“普遍互惠”的深入、媒体报道与合作网络的拓展是个体性社会资本得以增长的重要因子;集体性社会资本分为政策环境和合作伙伴关系两个部分,政策撬动的空间和伙伴关系的生成是夯实集体性社会资本的关键。个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组织发展的资源获取能力,集体性社会资本影响相关资源获取的难易程度。由“红领之家”发展实践可以看出：个体性社会资本与集体性社会资本是动态互促的,选择有能力和情怀组织领导者、低度的“非对称性依赖”、精准的动态政策供给是社会组织茁壮成长的关键。     

浅议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教育

我国正面临着急剧的社会转型,加强公民教育,增强公民意识是发展市场经济、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要根据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从政治、道德和智慧三个方面完善公民教育的内容,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才能搞好公民教育。     

合肥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及其在“中四角”中的地位研究

采用Lilien指数、More值和产业结构超前系数等方法,测度2004-2012年合肥产业转型升级进程、方向,并与长江中游城市群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合肥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大幅提升,与武汉相当,仅次于长沙;第二产业超前系数虽不及武汉、南昌,但第三产业超前系数高于该两市,位列长沙之后。合肥应当进一步提升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提升区域竞争力。     

安徽省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安徽省近年来在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做出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形成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包括大学介入社会服务模式、行业协会全覆盖建设以及政校合作模式等。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资金短缺、过度依赖政府以及本土化等问题。因此,要加快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建设,正确对待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     

论19世纪末年的社会心态

自戊戌变法后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掌控朝政始的19世纪末年,趋新的社会风气转为沉闷;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守旧派将其仇新、排外的情绪推向极至,直接导引了普通民众的冷漠与无知、新式知识分子的压抑与彷徨心态。     

瞻望21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发展

社会转型包括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文化转型,三者相互作用、依次推进、螺旋上升。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新一轮的社会转型,它意味着经济上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政治上由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文化上由封闭状态转向开放状态。社会转型期存在诸多道德问题,"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都是道德转型和重建的必然表现。瞻望未来,我国伦理道德的发展趋向将显示出三个特征:发展模式将是民族开放型的,发展速度将是渐进型的,发展途径将是综合创新型的。